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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6月，结束了七年多的幼儿生活，母亲满怀希望地步行千米，以无比幸福的心情背我首次入本村小学。直到1974年5月高中毕业，在校十年，尽管其中八年经历了“文革”动乱，却也一鼓作气，顺利完成了从小学到中学的学业。
1978年10月，结束了四年半的农民生活，父亲充满自豪地单骑百里，以无比兴奋的心情陪我第二次入学去省城。这次是“文革”结束，国家恢复高考以后的第二年。当年在全社三百多名考生中，我以排名第四的成绩被山东省商业学校录取。从此，脱离了朝夕相伴的父母乡亲、兄弟姐妹及故乡那片熟悉的红土地。
说起二次入学，可以说是感触颇多。作为一个已加入农民行列近五年的我来说，能够通过二次入学来重新塑造自己的人生，从充满土气的农村走进繁华的城市，从一个普通农民将转为令人羡慕的国家干部，用当时父老乡亲们的话来形容就是：“鲤鱼跳龙门”、“鸡窝里出凤凰”等等，当然我们全家人的激动和幸福就更不言而喻了。
入学那天，父亲因晕车，一个五十三岁的老人为送我到省城求学，竟然天刚蒙蒙亮，就提前骑自行车出发，行程七十多公里去平原火车站等我。随后，我带着母亲早就准备好的行李和入学通知书、户口及粮油转移关系等，由两个姐夫把我送到十多公里的老城汽车站上了汽车。那时的公路又窄又破，经过两个多小时的颠簸，终于到达平原，而父亲已等立在汽车站的门口。此情此景不由我两眼湿润，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父亲把自行车放到了平原一个老乡家里，我们爷俩背着行李又登上了去省城的火车。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乘坐火车，却没有享受到第一次乘坐火车的快乐和兴奋。因为当时铁路客运还比较紧张，车少人多，车厢内拥挤不堪，真是站也站不稳，坐也坐不牢，而且又是慢车，大小站都要停，九十公里的路程竟然耗时三个多。
中午时分，火车终于到达省城济南。来到出站口，已看到站外人头攒动，林立的接站牌，高高举过人群的头顶，特别醒目。挤出站口，我环视了一下，山东商校的接站牌立刻映入我的眼底。和接站的姚老师老师取得联系后，由前来接站的同学们帮着拿行李，把我送上了学校的接站车。这时父亲也算放下了心，他乘坐公交车去了在省城的一个姑奶奶家。到校后的第二天中午，姑奶奶领着父亲到学校看了看，而后又带我去与省府为邻的她家吃了第一顿饭。
我被分到七八届卫检班，全班共四十五名同学，其中九名女生，三十六名男生。分别来自本省九个地市，三十八个县、区的农村。入学后的前三天，学校统一对新生进行了入学教育，而后便纳入正式教学日程。生活上由国家按标准供应，每月十二元伙食费，三十斤粮食，粗细按标准搭配。作为从农村来的男生，粮食定量是不够吃的，每月还要用从家里带来的粮票补充欠缺部分。我每学期从家带五十元作为书费、生活补充费和零花钱，两年四个学期共花了二百元，相比在班里同学中，我还算条件比较好一点的，起码穿戴还算整齐。因此，没有被评上过助学金，虽然每年才三到十元不等。
我被分到卫检班学习，即肉品卫生检疫检验专业。基本课程是：家畜生理学、解剖学、病理学、检疫检验学及药理学、微生物学，还有普通化学、生物化学、政治哲学等。入学初期，我们对本专业的实际情况还不甚了解，一个月后才恍然大悟，说穿了也就是“杀猪宰牛”专业。
我们入学当初，正好上一届本专业的同学去外地实习了，一个多月后才完成了实习返回学校，校领导和本专业的老师组织举办了上届同学的实习报告会，同时让我们班列席参加。老师的本意是让我们通过听实习报告先熟悉一下卫检工作情况，然而却适得其反。实习的同学代表把实习环境和工作流程汇报的有声有色，我们听后却大吃一惊，原来就是在血雨腥风的屠宰场与屠宰工配合，进行家畜宰前检疫和宰后检验。美其名曰：保障人们食用肉品的卫生，确保人身健康安全。
在同一所学校学习，与屠宰工为伍的所谓技术专业，和物价、财会、统计等管理专业相比真是有天地之别。再说，我们那一届的学生大部分都是社会青年考入的，我们班仅做过教师工作的就有十一个，还有做过大小队干部的，从中学直接考入的还不到三分之一。象这样的学生成分，而且还不是自己所选专业，如果不闹，除非是一群白痴。自从听过上届的实习报告以后，我们班的教学秩序顿时乱作一团，同学们都丧失了学习的积极性。展望前景，不寒而栗。
1979年春节后，第二学期一开始，我们班同学们闹火更旺，由班干部组织选出学生代表，找学校领导给我们调换专业，同时联名向学校的主管部门----省商业厅写信反映情况。当时班里的团支部书记是主要负责人，我作为班长，当然也是其中积极组织、参与者，并主笔整理有关情况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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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6月，结束了七年多的幼儿生活，母亲满怀希望地步行千米，以无比幸福的心情背我首次入本村小学。直到1974年5月高中毕业，在校十年，尽管其中八年经历了“文革”动乱，却也一鼓作气，顺利完成了从小学到中学的学业。
1978年10月，结束了四年半的农民生活，父亲充满自豪地单骑百里，以无比兴奋的心情陪我第二次入学去省城。这次是“文革”结束，国家恢复高考以后的第二年。当年在全社三百多名考生中，我以排名第四的成绩被山东省商业学校录取。从此，脱离了朝夕相伴的父母乡亲、兄弟姐妹及故乡那片熟悉的红土地。
说起二次入学，可以说是感触颇多。作为一个已加入农民行列近五年的我来说，能够通过二次入学来重新塑造自己的人生，从充满土气的农村走进繁华的城市，从一个普通农民将转为令人羡慕的国家干部，用当时父老乡亲们的话来形容就是：“鲤鱼跳龙门”、“鸡窝里出凤凰”等等，当然我们全家人的激动和幸福就更不言而喻了。
入学那天，父亲因晕车，一个五十三岁的老人为送我到省城求学，竟然天刚蒙蒙亮，就提前骑自行车出发，行程七十多公里去平原火车站等我。随后，我带着母亲早就准备好的行李和入学通知书、户口及粮油转移关系等，由两个姐夫把我送到十多公里的老城汽车站上了汽车。那时的公路又窄又破，经过两个多小时的颠簸，终于到达平原，而父亲已等立在汽车站的门口。此情此景不由我两眼湿润，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父亲把自行车放到了平原一个老乡家里，我们爷俩背着行李又登上了去省城的火车。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乘坐火车，却没有享受到第一次乘坐火车的快乐和兴奋。因为当时铁路客运还比较紧张，车少人多，车厢内拥挤不堪，真是站也站不稳，坐也坐不牢，而且又是慢车，大小站都要停，九十公里的路程竟然耗时三个多。
中午时分，火车终于到达省城济南。来到出站口，已看到站外人头攒动，林立的接站牌，高高举过人群的头顶，特别醒目。挤出站口，我环视了一下，山东商校的接站牌立刻映入我的眼底。和接站的姚老师老师取得联系后，由前来接站的同学们帮着拿行李，把我送上了学校的接站车。这时父亲也算放下了心，他乘坐公交车去了在省城的一个姑奶奶家。到校后的第二天中午，姑奶奶领着父亲到学校看了看，而后又带我去与省府为邻的她家吃了第一顿饭。
我被分到七八届卫检班，全班共四十五名同学，其中九名女生，三十六名男生。分别来自本省九个地市，三十八个县、区的农村。入学后的前三天，学校统一对新生进行了入学教育，而后便纳入正式教学日程。生活上由国家按标准供应，每月十二元伙食费，三十斤粮食，粗细按标准搭配。作为从农村来的男生，粮食定量是不够吃的，每月还要用从家里带来的粮票补充欠缺部分。我每学期从家带五十元作为书费、生活补充费和零花钱，两年四个学期共花了二百元，相比在班里同学中，我还算条件比较好一点的，起码穿戴还算整齐。因此，没有被评上过助学金，虽然每年才三到十元不等。
我被分到卫检班学习，即肉品卫生检疫检验专业。基本课程是：家畜生理学、解剖学、病理学、检疫检验学及药理学、微生物学，还有普通化学、生物化学、政治哲学等。入学初期，我们对本专业的实际情况还不甚了解，一个月后才恍然大悟，说穿了也就是“杀猪宰牛”专业。
我们入学当初，正好上一届本专业的同学去外地实习了，一个多月后才完成了实习返回学校，校领导和本专业的老师组织举办了上届同学的实习报告会，同时让我们班列席参加。老师的本意是让我们通过听实习报告先熟悉一下卫检工作情况，然而却适得其反。实习的同学代表把实习环境和工作流程汇报的有声有色，我们听后却大吃一惊，原来就是在血雨腥风的屠宰场与屠宰工配合，进行家畜宰前检疫和宰后检验。美其名曰：保障人们食用肉品的卫生，确保人身健康安全。
在同一所学校学习，与屠宰工为伍的所谓技术专业，和物价、财会、统计等管理专业相比真是有天地之别。再说，我们那一届的学生大部分都是社会青年考入的，我们班仅做过教师工作的就有十一个，还有做过大小队干部的，从中学直接考入的还不到三分之一。象这样的学生成分，而且还不是自己所选专业，如果不闹，除非是一群白痴。自从听过上届的实习报告以后，我们班的教学秩序顿时乱作一团，同学们都丧失了学习的积极性。展望前景，不寒而栗。
1979年春节后，第二学期一开始，我们班同学们闹火更旺，由班干部组织选出学生代表，找学校领导给我们调换专业，同时联名向学校的主管部门----省商业厅写信反映情况。当时班里的团支部书记是主要负责人，我作为班长，当然也是其中积极组织、参与者，并主笔整理有关情况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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