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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所以，大兴货便有便宜货甚至假货的意思。开大兴，也就是广州人所谓“大只讲”（说大话）了。
其实北京人也说大话的。“老子天下第一，谁敢叫板起腻？打噎就是烦你，只因身怀绝技”是不是大话？没法子，北京是中国最大气的城市，北京人是中国最大气的市民，他们不说大话，谁说？所以，北京人即便是在“捣糨糊”我等也当以“倒江湖”视之。
四、活法与说法
的确，方言不仅涉及地域，更涉及文化。
什么是文化？文化就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方式。说得白一点，就是活法。有不同的活法（生活方式），就有不同的说法（表达方式）。就算是“指桑骂槐”那“桑”也得因地制宜。比如北方有“狗腿”南方有“蟹脚”；北方有“立马”；南方有“落篷”（收场）。“落篷”这话，北方人是不懂的，因为骑马的北方人不知那“篷”为何物。
上海人当然懂得“落篷”的意思。他们祖上就有不少是坐乌篷船进上海的。不过到了上海，就不坐船了，坐车。上海有汽车、电车、黄包车，如果要省钱，也可以“开11路电车”所谓“11路电车”其实就是人的两条腿；开11路电车，就是步行。这是典型的“上海俏皮话”—拿现代化生活方式来说事。这话后来别的地方也跟着说，如果他们那里也终于有了电车的话。没有电车，有公共汽车也行。
上海俏皮话或上海流行语总是打着这个工商业城市的烙印“商”味十足，工业味十足，世俗味十足。比如最近流行的套牢、解套、价位、到位，就原本是股市和商界的术语，现在也用于社会生活。一个人如果被某事缠得死死的，就叫“套牢”；而在餐桌上问人家“到位了吗”则是问人家是否吃饱。又比如“立升”也是上海才有的说法。立升，原本指电冰箱的容量。容量大立升也大，当然售价也高；容量小立升也小，当然售价也低，于是上海人便用“立升”来指一个人的财势。有立升，就是有财势；立升牢大，就是财大气粗。如此，则北京的“腕儿”或“款爷”在上海人眼里就不过是一台特大的冰箱。
其实冰箱的档次和价格并不一定和容量成正比，但如果价格相近档次相当而容量较大，就显得实惠。上海人是讲实惠的。就连说话，也讲究简明快捷，不喜欢拖泥带水。他们往往直筒筒地问人家“侬几岁”根本不管对方是大爷，还是小姐。那语气，就像是在商店里问价。商店里的营业员也缺少“人情味”他们常常会直筒筒地问人家“侬买哦”而不会像北京人那样问“您瞧着哪件儿可心”上海人的这种说话方式往往令北方人尤其是北方的老年人不快。北京人问人年龄，是有很多讲究的，问老年人，得问“高寿”；问中年人，得问“贵庚”；问青少年，得问“十几”；只有对小娃娃，才问“几岁”饶这么着，也得多说几句：“小朋友，告诉爷爷，几岁啦？”不兴直筒筒问人家“侬几岁”的。在北京人看来，这就叫礼数；而在上海人看来，这是啰嗦。
上海人不喜欢啰嗦。不是说上海人就不讲闲话。上海人也讲闲话的，而且，上海人有时比北京人还啰嗦。一个中文名叫马天明的美国小伙子会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北京人听了只有一句：“嘿，哥们，够地道的啊！”上海人却会发出一连串的感叹：“啊呀呀，马天明！你的中国话讲得这么好呀！你是在哪儿学的？学了几年啦？了不起呀！”但不难看出，上海人虽然话多，却没有废话。除表示惊叹外，还提出了问题，表示了好奇。
事实上上海人即便讲闲话，速度也快，句子也短，信息量也大。他们说话就像办企业做生意，希望低投入，高产出，少支付，多回报，因此即便骂人，也不愿多说一句话，能短就短。一个字最好，两个字还行（如翰大、寿头、洋盘、瘪三、赤佬、推板、搭浆），三个字就很够意思了。上海人骂人、损人、批评人、对他人行为表示不以为然的口头禅，以三个字的居多，如阿木林（呆头呆脑土里土气容易上当受骗的人）、阿土生（没见过世面的土老冒）、十三点、猪头三。不要以为三个字就简单，其实里面的内容蛮“丰富”的。比如猪头三，是“猪头三牲”的歇后语，意思是牲口。又因为“牲”和“生”同音，便主要用来骂初到上海的陌生人。上海是个大世界，外地人和乡下人进了上海，总会有点晕头转向不得要领，因此但凡反应迟钝者均可谓之“猪头三”又比如十三点，一般认为和“二百五”是一个意思。但二百五为什么是十三点呢？有人说是因为“痴”字十三画，所以也叫“福熙路”（也是十三画）。又因为有个“点”字，因此“十三点”也叫“蜡烛”意思是“不点不亮”还有“咸肉庄”是骂人尽可夫者的。咸肉意谓非鲜货，肉庄意谓可以卖，这可真是不折不扣的“指桑骂槐”了。
上海人的“三字经”当中常常包含着一个动宾结构，比如开大兴、轧苗头、放生意、拆烂污、讲斤头、掉枪花、搭架子、扳错头、塌便宜、寻开心、拆棚脚、扦头皮、掰雀丝、凿壁脚、轧台型、掼浪头、吃螺蛳、摆噱头等等。轧苗头就是察言观色，见风使舵；放生意就是做好圈套，设计害人；拆烂污就是不负责任，把事办糟；讲斤头就是讨价还价，谈判条件；掉枪花就是耍花招（摆噱头也是）；搭架子就是装样子；扳错头就是找岔子（掰雀丝也是）；塌便宜就是占便宜；寻开心就是戏弄他人；拆棚脚就是拆台；扦头皮就是揭短；凿壁脚就是说坏话；轧台型就是出风头；吃螺蛳就是说话结巴。如此多样复杂的内容，都可以用三个字的动宾结构来表示，恐怕就得归结为上海人喜欢这样一种形式结构了。
事实上如果把这些俚语连起来念，是不难读出一种上海式节奏来的。精明的上海人对话语也精打细算。一个字构不成动宾结构，两个字能行，但不过瘾，也少了点味道，四五个字又多了点，还是三个字最合适，既省事，又有意思。比如“讲斤头”就比“讲价”有趣“掉枪花”也比“搞鬼”好玩。所以上海人（也包括吴语区许多地方人）喜欢这种三字动宾结构。就连维持表面的排场，也叫“撑市面”；就连骂人，也叫“骂山门”
五、雅与俗
北京人就没有上海人那么匆忙。
北京人，尤其是老北京人，一般的说是比较悠闲的。北京不是工商业城市，没什么“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观念，也犯不着节省什么时间。传统北京的主流社会是由达官贵人、公子王孙、文人学士们构成的。他们的生活节奏一言以蔽之日慢。你想，官员要打官腔，文人要玩深沉，少爷要拔份儿，他们都要摆谱，也都要讲礼数，怎么能快？有点什么事，就屁颠屁颠的，那是“下人”的作派。上流社会是不兴“猴急”的。贵人多忘事，贵人话语迟。上流社会讲究的是处变不惊，见惯不怪，雍容华贵，闲适恬淡，温文尔雅慢条斯理才显得有派头，有城府，有底气，有修养，大将风度。上以风化下。上流社会带了头，弄得一城的人也都不紧不慢，迈着四方步，拎着鸟笼子。就连做生意，也跟钓鱼似的。大家都不着急，大家都不上火，反正大家都有的是时间。
有时间，就能把文章做足。北京人说话，最喜欢掰开了，揉碎了，从里到外又从外到里，不说到山穷水尽不罢休，非把死人给说活了不可。北京人是很能夸大其词的。比如说东西少，就说“还不够塞牙缝儿”；说个子矮，就说“还没三块豆腐高”你想一块豆腐才多高？个子再矮，也有三百块豆腐高吧？可北京人就敢这么说。
分量上要说够，数量上也要说足。比如说一个人又精又鬼，就说他有“三十六根转轴，七十二个心眼”够多的吧？因为要把文章做足，所以即便“指桑骂槐”那“桑树”也不能只有一棵。比如说一个人小气，一般也就说他是“铁公鸡”北京人却能说出一连串的比喻来：“瓷公鸡，铁仙鹤，玻璃耗子琉璃猫。”这么些宝贝，当然都是“一毛不拔”又比如说凡事都得付出代价，就说“打耗子也得有块肉皮，逮家雀也得撒把米”；说一个人长得丑，不招人喜欢，就说“猪不嚼，狗不啃，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姥姥舅舅是最疼爱外孙外甥的，猪狗则不怎么挑拣。一个人，如果当真弄得连猪也不嚼，狗也不啃，姥姥也不疼，舅舅也不爱，那可真是没什么指望了。
看来，北京人对待话语，就像广东人对待中央政策，讲究用好用活用够用足。持这种态度的还有成都人。我在读城记一书中说过，成都人和北京人，大概是中国最爱说话的两个族群。他们都是一天不说话就没法过日子的“话篓子”北京人管说话叫“侃”成都人管说话叫“摆”北京人“侃大山”颇有些移山填海的气派；成都人“摆龙门阵”讲究的是闹热，麻辣，绘声绘色，有滋有味，没完没了，必须极尽铺陈、排比、夸张、联想之能事。成都人说话，也是十分“到位”甚至不怕“过头”的。比方说，红，要说“绊红”；绿，要说“翠绿”；白，要说“雪白”；黑，要说“黯黑”；香，要说“喷香”；臭，要说“傍臭”总之，是要把文章做足，才觉得过瘾。
所以，成都人也有北京人那种举一反三由此及彼的本事。比方说，弄虚作假，在成都人那里叫“水”；伪劣产品叫“水货”而一个人说话不算数，或做事不到位，便叫“水得很”由此及彼，则又有“水客”、“水功”、“水垮垮”、“水漩儿”等说法。再比方说，一件事情没有办成，就叫“黄”或“黄了”其他地方也这样说。但成都人则进而发展为“黄腔”、“黄棒”、“黄浑子”、“黄苏苏”甚至还有“黄师傅”和“黄手黄脚”等等。
不过北京话和成都话相比，也仍有雅俗之别。比如公共汽车上挤，成都人会嚷嚷：“挤啥子挤啥子，进火葬场还要排队转轮子的么，瓜不兮兮的，出得倒门出不倒门？”北京人却会说：“别挤了，再挤就成相片啦！”北京人比成都人幽默。
幽默是一种人生状态和人生境界。惟其如此，才能在大俗中见大雅。北京人是从来就不怕“俗”的。即便有“雅”的说法，他们也要换成“俗”的。比如惹是生非，在北京就叫“招猫逗狗儿”；班门弄斧，则叫“圣人门前卖三字经”你不能不承认这些俚语比成语更有味道。鲁班门前弄斧头固然有点可笑，但要是真有三板斧呢？而最最“小儿科”的三字经居然拿到圣人门前去卖，那就实打实地可笑到家了。更可笑的是“别拿武大郎不当神仙”意思是要尊重人，别小看人，不要把人不当人。这就奇怪。要说“别拿吕洞宾不当神仙”还像回事，武大郎算哪路神仙呢？但反过来一想，又觉得特别有道理。你想吧，要是连武大郎都被当成了神仙，还有谁不是神仙？
同样“八拜都拜了，就差一哆嗦”就比“事情只差一步，不要功亏一篑”有趣味；“他不把我当干粮，我也不把他当咸菜”也比“他不尊重我，我也不尊重他”有嚼头。民间话语从来就是最生动、最鲜活的，难的是用其俗而不至于粗俗、庸俗。北京人就能做到这一点。北京是不乏粗鄙粗俗的，比如丫挺、傻逼之类的市骂，母猪胡同、灌肠胡同之类的地名，但并不让人觉得俗气，因为北京是中国最高贵最大气的城市，有一种其他地方没有的贵族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使北京虽有粗俗粗鄙却不至于沉沦。实际上，所谓北京的贵族精神，指的是一种高尚的人格理想、高贵的精神气质和高雅的审美情趣。它们只可能在北京这个千年古都的特殊环境中熏陶培养出来的。因此，尽管方言俚语都难免“俗”却唯有北京，能够化臭腐为神奇，用土得掉渣的话说出最具有艺术性的名言来。
六、再说雅俗
南京则又是一番风味。
如果说北京有贵族气，那么南京就更多文人气。南京是一个文人倜傥名士风流的城市，因此尽管南京也曾有过辉煌时代和英雄业绩，却“被西风吹尽，了无陈迹”人们记得住的只有“六朝金粉，秦淮风月”只有乌衣巷的故事和桃花扇的传说。略带女人味的文人气使南京有些“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却也使南京平添了不少儒雅。
儒雅的证明之一，是南京的俚语俗话竟然可以对对联，或者说竟被人编成了对联，比如“桃干”对“杏核”“皮脸”对“肉头”“捣鬼”对“出神”杏核，指小孩高兴（得意忘形则叫“兴得一头核子”）；桃干，指儿童逃学；皮脸，指不知羞耻；肉头，指没有决断。兴杏谐音，逃桃谐音。桃干杏核，不过“指桑骂槐”但桃对杏，干对核，皮对肉，脸对头，捣对出，鬼对神，无论字面，还是内涵，都对得上，不能不承认是“工对”
冯桂林主编的中国名城汉俗大观中收集了不少这样的对子，比如“坐冷板凳”对“钻热被窝”一个人不被重用，就叫“坐冷板凳”而要想改变处境，就得“钻热被窝”（巴结上司）。一冷一热，一动一静，一硬一软，全对上了，又如“眼睛会说话”对“拳头不认人”也很妙，一个六亲不认，一个八面玲珑，一个愣得不能再愣，一个精得不能再精，放在一起，对比十分鲜明。此外，如“脚面上支锅”（暂时安定）对“眼睛里出火”（看人眼红）“屁股上戴眼镜”（背光）对“喉咙里挂灯笼”（贪吃），都堪称绝妙；“推开窗子说亮话”对“站在楼上唱高腔”“巧姐难炊无米粥”对“老娘不是省油灯”也很好玩。俏皮话说到这个份上，就不是俗而是雅了。
事实上雅与俗，不过一步之遥，问题是要有那份雅兴。如果有雅兴，其他方言也可以对出对子来的。比如广州话“丢眼角”就可以对上海话“吊膀子”广州话“卖生藕”也可以对上海话“吃豆腐”“丢眼角”就是飞媚眼，送秋波“吊膀子”则是调情，骗女人，可不正好是一对？“卖生藕”对“吃豆腐”也很妙。前者是女人卖弄风情，后者是男人心怀不轨。女人把自己白嫩的肉体当生藕卖，男人把女人白嫩的肉体当豆腐吃，都不是什么“好东西”配在一起，倒也“相得益彰”
不过上海人和广州人大约都没有这份雅兴。这是两个商业气很浓的城市，更看重的是经济实惠，而不是诗情画意。有一些词，虽然并无什么诗意，但在广州和上海使用频率却很高，比如“捞”和“轧”广州人喜欢说“捞”谋生、混日子、闯江湖叫“捞世界”；从别人不注意的地方下手，或者从不起眼的事情中获得很大的好处或利益，叫“捞静水”；得到了好处和利益，或者获得了成功，完成了任务，叫“捞鸡”；发迹、高升、飞黄腾达，叫“捞起”；没什么正当职业，专靠坑蒙拐骗过日子的人叫“捞家”；而出卖色相的女人就叫做“捞女”反正世界是只大砂煲，就看你会“捞”不会“捞”
上海人喜欢说“轧”交朋友叫“轧朋友”；凑热闹叫“轧闹猛”；看风头叫“轧苗头”；插一手叫“轧一脚”；婚外同居叫“轧拼头”；而受气吃瘪则叫“吃轧头”“轧”也好“捞”也好，在我们看来都不怎么好听，也不怎么雅—一个让人想到伸出手去抓，一个让人想到开着车去碾，但广州人和上海人似乎无所谓。
广州话中还有两个使用频率很高的词—搵和抵。搵是找的意思。觅食、谋生、找活路，叫搵食、搵钱、搵米路；宰客、骗人、讨便宜则叫搵丁、搵笨、搵老衬。抵指有价值的意思。到酒楼美餐，吃得大快朵颐，叫“抵食”；到商场购物，买得称心如意，叫“抵买”；到歌舞厅夜总会娱乐中心潇洒一回，玩得兴高采烈，叫“抵玩”；顾客满意，老板开心，看着大把的票子进账，心里暗叫“抵赚”；会赚钱的也会花钱，会花钱的多半也会赚钱，这就叫“抵手”（能干、有本事）；如果没有赚钱的能耐，那就只有坐以待毙，大约也就只好叫“抵穷”（活该受穷）乃至“抵死”（该死）了。反正一件事情做不做，要看“抵唔抵”（值不值）。抵，就做；唔抵，就不做。像北京人那样“侃”（侃大山），像成都人那样“摆”（摆龙门阵），大约“唔抵”那就算了吧！
当然，广州人也要“倾”（倾偈），也要“叹”（叹世界）。否则，就不会有“一盅两件叹早茶”的说法。叹，在粤语中是“享受”的意思。清早起来，在街上溜达溜达，然后走进酒楼，挑一张桌子坐定，即有小姐来上茶。再随便要一两样点心，便可以边吃边聊直到早茶收档，可真的称得上是“叹世界”（享清福）啊！
广州人要“叹早茶”上海人要“孵茶馆”但他们不会像成都人那样把茶馆当作“民间政协”也不会像北京人那样把侃大山当作一种“事业”甚至“职业”（比如说相声）。他们的“叹世界”也好“小乐惠”也好，也比北京人的“找乐子”更多物质生活享受的成分。北京人的“找乐”更多的是因物质生活不足而到精神领域去“找补”因此很容易发展为“贫嘴”可见同为“世俗”各地也不完全相同，说起话来，自然就风格各异。关于这一点，我在读城记一书中已讲得够多，再写就成“捣糨糊”了，还是就此打住吧！
贵，所以，大兴货便有便宜货甚至假货的意思。开大兴，也就是广州人所谓“大只讲”（说大话）了。
其实北京人也说大话的。“老子天下第一，谁敢叫板起腻？打噎就是烦你，只因身怀绝技”是不是大话？没法子，北京是中国最大气的城市，北京人是中国最大气的市民，他们不说大话，谁说？所以，北京人即便是在“捣糨糊”我等也当以“倒江湖”视之。
四、活法与说法
的确，方言不仅涉及地域，更涉及文化。
什么是文化？文化就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方式。说得白一点，就是活法。有不同的活法（生活方式），就有不同的说法（表达方式）。就算是“指桑骂槐”那“桑”也得因地制宜。比如北方有“狗腿”南方有“蟹脚”；北方有“立马”；南方有“落篷”（收场）。“落篷”这话，北方人是不懂的，因为骑马的北方人不知那“篷”为何物。
上海人当然懂得“落篷”的意思。他们祖上就有不少是坐乌篷船进上海的。不过到了上海，就不坐船了，坐车。上海有汽车、电车、黄包车，如果要省钱，也可以“开11路电车”所谓“11路电车”其实就是人的两条腿；开11路电车，就是步行。这是典型的“上海俏皮话”—拿现代化生活方式来说事。这话后来别的地方也跟着说，如果他们那里也终于有了电车的话。没有电车，有公共汽车也行。
上海俏皮话或上海流行语总是打着这个工商业城市的烙印“商”味十足，工业味十足，世俗味十足。比如最近流行的套牢、解套、价位、到位，就原本是股市和商界的术语，现在也用于社会生活。一个人如果被某事缠得死死的，就叫“套牢”；而在餐桌上问人家“到位了吗”则是问人家是否吃饱。又比如“立升”也是上海才有的说法。立升，原本指电冰箱的容量。容量大立升也大，当然售价也高；容量小立升也小，当然售价也低，于是上海人便用“立升”来指一个人的财势。有立升，就是有财势；立升牢大，就是财大气粗。如此，则北京的“腕儿”或“款爷”在上海人眼里就不过是一台特大的冰箱。
其实冰箱的档次和价格并不一定和容量成正比，但如果价格相近档次相当而容量较大，就显得实惠。上海人是讲实惠的。就连说话，也讲究简明快捷，不喜欢拖泥带水。他们往往直筒筒地问人家“侬几岁”根本不管对方是大爷，还是小姐。那语气，就像是在商店里问价。商店里的营业员也缺少“人情味”他们常常会直筒筒地问人家“侬买哦”而不会像北京人那样问“您瞧着哪件儿可心”上海人的这种说话方式往往令北方人尤其是北方的老年人不快。北京人问人年龄，是有很多讲究的，问老年人，得问“高寿”；问中年人，得问“贵庚”；问青少年，得问“十几”；只有对小娃娃，才问“几岁”饶这么着，也得多说几句：“小朋友，告诉爷爷，几岁啦？”不兴直筒筒问人家“侬几岁”的。在北京人看来，这就叫礼数；而在上海人看来，这是啰嗦。
上海人不喜欢啰嗦。不是说上海人就不讲闲话。上海人也讲闲话的，而且，上海人有时比北京人还啰嗦。一个中文名叫马天明的美国小伙子会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北京人听了只有一句：“嘿，哥们，够地道的啊！”上海人却会发出一连串的感叹：“啊呀呀，马天明！你的中国话讲得这么好呀！你是在哪儿学的？学了几年啦？了不起呀！”但不难看出，上海人虽然话多，却没有废话。除表示惊叹外，还提出了问题，表示了好奇。
事实上上海人即便讲闲话，速度也快，句子也短，信息量也大。他们说话就像办企业做生意，希望低投入，高产出，少支付，多回报，因此即便骂人，也不愿多说一句话，能短就短。一个字最好，两个字还行（如翰大、寿头、洋盘、瘪三、赤佬、推板、搭浆），三个字就很够意思了。上海人骂人、损人、批评人、对他人行为表示不以为然的口头禅，以三个字的居多，如阿木林（呆头呆脑土里土气容易上当受骗的人）、阿土生（没见过世面的土老冒）、十三点、猪头三。不要以为三个字就简单，其实里面的内容蛮“丰富”的。比如猪头三，是“猪头三牲”的歇后语，意思是牲口。又因为“牲”和“生”同音，便主要用来骂初到上海的陌生人。上海是个大世界，外地人和乡下人进了上海，总会有点晕头转向不得要领，因此但凡反应迟钝者均可谓之“猪头三”又比如十三点，一般认为和“二百五”是一个意思。但二百五为什么是十三点呢？有人说是因为“痴”字十三画，所以也叫“福熙路”（也是十三画）。又因为有个“点”字，因此“十三点”也叫“蜡烛”意思是“不点不亮”还有“咸肉庄”是骂人尽可夫者的。咸肉意谓非鲜货，肉庄意谓可以卖，这可真是不折不扣的“指桑骂槐”了。
上海人的“三字经”当中常常包含着一个动宾结构，比如开大兴、轧苗头、放生意、拆烂污、讲斤头、掉枪花、搭架子、扳错头、塌便宜、寻开心、拆棚脚、扦头皮、掰雀丝、凿壁脚、轧台型、掼浪头、吃螺蛳、摆噱头等等。轧苗头就是察言观色，见风使舵；放生意就是做好圈套，设计害人；拆烂污就是不负责任，把事办糟；讲斤头就是讨价还价，谈判条件；掉枪花就是耍花招（摆噱头也是）；搭架子就是装样子；扳错头就是找岔子（掰雀丝也是）；塌便宜就是占便宜；寻开心就是戏弄他人；拆棚脚就是拆台；扦头皮就是揭短；凿壁脚就是说坏话；轧台型就是出风头；吃螺蛳就是说话结巴。如此多样复杂的内容，都可以用三个字的动宾结构来表示，恐怕就得归结为上海人喜欢这样一种形式结构了。
事实上如果把这些俚语连起来念，是不难读出一种上海式节奏来的。精明的上海人对话语也精打细算。一个字构不成动宾结构，两个字能行，但不过瘾，也少了点味道，四五个字又多了点，还是三个字最合适，既省事，又有意思。比如“讲斤头”就比“讲价”有趣“掉枪花”也比“搞鬼”好玩。所以上海人（也包括吴语区许多地方人）喜欢这种三字动宾结构。就连维持表面的排场，也叫“撑市面”；就连骂人，也叫“骂山门”
五、雅与俗
北京人就没有上海人那么匆忙。
北京人，尤其是老北京人，一般的说是比较悠闲的。北京不是工商业城市，没什么“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观念，也犯不着节省什么时间。传统北京的主流社会是由达官贵人、公子王孙、文人学士们构成的。他们的生活节奏一言以蔽之日慢。你想，官员要打官腔，文人要玩深沉，少爷要拔份儿，他们都要摆谱，也都要讲礼数，怎么能快？有点什么事，就屁颠屁颠的，那是“下人”的作派。上流社会是不兴“猴急”的。贵人多忘事，贵人话语迟。上流社会讲究的是处变不惊，见惯不怪，雍容华贵，闲适恬淡，温文尔雅慢条斯理才显得有派头，有城府，有底气，有修养，大将风度。上以风化下。上流社会带了头，弄得一城的人也都不紧不慢，迈着四方步，拎着鸟笼子。就连做生意，也跟钓鱼似的。大家都不着急，大家都不上火，反正大家都有的是时间。
有时间，就能把文章做足。北京人说话，最喜欢掰开了，揉碎了，从里到外又从外到里，不说到山穷水尽不罢休，非把死人给说活了不可。北京人是很能夸大其词的。比如说东西少，就说“还不够塞牙缝儿”；说个子矮，就说“还没三块豆腐高”你想一块豆腐才多高？个子再矮，也有三百块豆腐高吧？可北京人就敢这么说。
分量上要说够，数量上也要说足。比如说一个人又精又鬼，就说他有“三十六根转轴，七十二个心眼”够多的吧？因为要把文章做足，所以即便“指桑骂槐”那“桑树”也不能只有一棵。比如说一个人小气，一般也就说他是“铁公鸡”北京人却能说出一连串的比喻来：“瓷公鸡，铁仙鹤，玻璃耗子琉璃猫。”这么些宝贝，当然都是“一毛不拔”又比如说凡事都得付出代价，就说“打耗子也得有块肉皮，逮家雀也得撒把米”；说一个人长得丑，不招人喜欢，就说“猪不嚼，狗不啃，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姥姥舅舅是最疼爱外孙外甥的，猪狗则不怎么挑拣。一个人，如果当真弄得连猪也不嚼，狗也不啃，姥姥也不疼，舅舅也不爱，那可真是没什么指望了。
看来，北京人对待话语，就像广东人对待中央政策，讲究用好用活用够用足。持这种态度的还有成都人。我在读城记一书中说过，成都人和北京人，大概是中国最爱说话的两个族群。他们都是一天不说话就没法过日子的“话篓子”北京人管说话叫“侃”成都人管说话叫“摆”北京人“侃大山”颇有些移山填海的气派；成都人“摆龙门阵”讲究的是闹热，麻辣，绘声绘色，有滋有味，没完没了，必须极尽铺陈、排比、夸张、联想之能事。成都人说话，也是十分“到位”甚至不怕“过头”的。比方说，红，要说“绊红”；绿，要说“翠绿”；白，要说“雪白”；黑，要说“黯黑”；香，要说“喷香”；臭，要说“傍臭”总之，是要把文章做足，才觉得过瘾。
所以，成都人也有北京人那种举一反三由此及彼的本事。比方说，弄虚作假，在成都人那里叫“水”；伪劣产品叫“水货”而一个人说话不算数，或做事不到位，便叫“水得很”由此及彼，则又有“水客”、“水功”、“水垮垮”、“水漩儿”等说法。再比方说，一件事情没有办成，就叫“黄”或“黄了”其他地方也这样说。但成都人则进而发展为“黄腔”、“黄棒”、“黄浑子”、“黄苏苏”甚至还有“黄师傅”和“黄手黄脚”等等。
不过北京话和成都话相比，也仍有雅俗之别。比如公共汽车上挤，成都人会嚷嚷：“挤啥子挤啥子，进火葬场还要排队转轮子的么，瓜不兮兮的，出得倒门出不倒门？”北京人却会说：“别挤了，再挤就成相片啦！”北京人比成都人幽默。
幽默是一种人生状态和人生境界。惟其如此，才能在大俗中见大雅。北京人是从来就不怕“俗”的。即便有“雅”的说法，他们也要换成“俗”的。比如惹是生非，在北京就叫“招猫逗狗儿”；班门弄斧，则叫“圣人门前卖三字经”你不能不承认这些俚语比成语更有味道。鲁班门前弄斧头固然有点可笑，但要是真有三板斧呢？而最最“小儿科”的三字经居然拿到圣人门前去卖，那就实打实地可笑到家了。更可笑的是“别拿武大郎不当神仙”意思是要尊重人，别小看人，不要把人不当人。这就奇怪。要说“别拿吕洞宾不当神仙”还像回事，武大郎算哪路神仙呢？但反过来一想，又觉得特别有道理。你想吧，要是连武大郎都被当成了神仙，还有谁不是神仙？
同样“八拜都拜了，就差一哆嗦”就比“事情只差一步，不要功亏一篑”有趣味；“他不把我当干粮，我也不把他当咸菜”也比“他不尊重我，我也不尊重他”有嚼头。民间话语从来就是最生动、最鲜活的，难的是用其俗而不至于粗俗、庸俗。北京人就能做到这一点。北京是不乏粗鄙粗俗的，比如丫挺、傻逼之类的市骂，母猪胡同、灌肠胡同之类的地名，但并不让人觉得俗气，因为北京是中国最高贵最大气的城市，有一种其他地方没有的贵族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使北京虽有粗俗粗鄙却不至于沉沦。实际上，所谓北京的贵族精神，指的是一种高尚的人格理想、高贵的精神气质和高雅的审美情趣。它们只可能在北京这个千年古都的特殊环境中熏陶培养出来的。因此，尽管方言俚语都难免“俗”却唯有北京，能够化臭腐为神奇，用土得掉渣的话说出最具有艺术性的名言来。
六、再说雅俗
南京则又是一番风味。
如果说北京有贵族气，那么南京就更多文人气。南京是一个文人倜傥名士风流的城市，因此尽管南京也曾有过辉煌时代和英雄业绩，却“被西风吹尽，了无陈迹”人们记得住的只有“六朝金粉，秦淮风月”只有乌衣巷的故事和桃花扇的传说。略带女人味的文人气使南京有些“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却也使南京平添了不少儒雅。
儒雅的证明之一，是南京的俚语俗话竟然可以对对联，或者说竟被人编成了对联，比如“桃干”对“杏核”“皮脸”对“肉头”“捣鬼”对“出神”杏核，指小孩高兴（得意忘形则叫“兴得一头核子”）；桃干，指儿童逃学；皮脸，指不知羞耻；肉头，指没有决断。兴杏谐音，逃桃谐音。桃干杏核，不过“指桑骂槐”但桃对杏，干对核，皮对肉，脸对头，捣对出，鬼对神，无论字面，还是内涵，都对得上，不能不承认是“工对”
冯桂林主编的中国名城汉俗大观中收集了不少这样的对子，比如“坐冷板凳”对“钻热被窝”一个人不被重用，就叫“坐冷板凳”而要想改变处境，就得“钻热被窝”（巴结上司）。一冷一热，一动一静，一硬一软，全对上了，又如“眼睛会说话”对“拳头不认人”也很妙，一个六亲不认，一个八面玲珑，一个愣得不能再愣，一个精得不能再精，放在一起，对比十分鲜明。此外，如“脚面上支锅”（暂时安定）对“眼睛里出火”（看人眼红）“屁股上戴眼镜”（背光）对“喉咙里挂灯笼”（贪吃），都堪称绝妙；“推开窗子说亮话”对“站在楼上唱高腔”“巧姐难炊无米粥”对“老娘不是省油灯”也很好玩。俏皮话说到这个份上，就不是俗而是雅了。
事实上雅与俗，不过一步之遥，问题是要有那份雅兴。如果有雅兴，其他方言也可以对出对子来的。比如广州话“丢眼角”就可以对上海话“吊膀子”广州话“卖生藕”也可以对上海话“吃豆腐”“丢眼角”就是飞媚眼，送秋波“吊膀子”则是调情，骗女人，可不正好是一对？“卖生藕”对“吃豆腐”也很妙。前者是女人卖弄风情，后者是男人心怀不轨。女人把自己白嫩的肉体当生藕卖，男人把女人白嫩的肉体当豆腐吃，都不是什么“好东西”配在一起，倒也“相得益彰”
不过上海人和广州人大约都没有这份雅兴。这是两个商业气很浓的城市，更看重的是经济实惠，而不是诗情画意。有一些词，虽然并无什么诗意，但在广州和上海使用频率却很高，比如“捞”和“轧”广州人喜欢说“捞”谋生、混日子、闯江湖叫“捞世界”；从别人不注意的地方下手，或者从不起眼的事情中获得很大的好处或利益，叫“捞静水”；得到了好处和利益，或者获得了成功，完成了任务，叫“捞鸡”；发迹、高升、飞黄腾达，叫“捞起”；没什么正当职业，专靠坑蒙拐骗过日子的人叫“捞家”；而出卖色相的女人就叫做“捞女”反正世界是只大砂煲，就看你会“捞”不会“捞”
上海人喜欢说“轧”交朋友叫“轧朋友”；凑热闹叫“轧闹猛”；看风头叫“轧苗头”；插一手叫“轧一脚”；婚外同居叫“轧拼头”；而受气吃瘪则叫“吃轧头”“轧”也好“捞”也好，在我们看来都不怎么好听，也不怎么雅—一个让人想到伸出手去抓，一个让人想到开着车去碾，但广州人和上海人似乎无所谓。
广州话中还有两个使用频率很高的词—搵和抵。搵是找的意思。觅食、谋生、找活路，叫搵食、搵钱、搵米路；宰客、骗人、讨便宜则叫搵丁、搵笨、搵老衬。抵指有价值的意思。到酒楼美餐，吃得大快朵颐，叫“抵食”；到商场购物，买得称心如意，叫“抵买”；到歌舞厅夜总会娱乐中心潇洒一回，玩得兴高采烈，叫“抵玩”；顾客满意，老板开心，看着大把的票子进账，心里暗叫“抵赚”；会赚钱的也会花钱，会花钱的多半也会赚钱，这就叫“抵手”（能干、有本事）；如果没有赚钱的能耐，那就只有坐以待毙，大约也就只好叫“抵穷”（活该受穷）乃至“抵死”（该死）了。反正一件事情做不做，要看“抵唔抵”（值不值）。抵，就做；唔抵，就不做。像北京人那样“侃”（侃大山），像成都人那样“摆”（摆龙门阵），大约“唔抵”那就算了吧！
当然，广州人也要“倾”（倾偈），也要“叹”（叹世界）。否则，就不会有“一盅两件叹早茶”的说法。叹，在粤语中是“享受”的意思。清早起来，在街上溜达溜达，然后走进酒楼，挑一张桌子坐定，即有小姐来上茶。再随便要一两样点心，便可以边吃边聊直到早茶收档，可真的称得上是“叹世界”（享清福）啊！
广州人要“叹早茶”上海人要“孵茶馆”但他们不会像成都人那样把茶馆当作“民间政协”也不会像北京人那样把侃大山当作一种“事业”甚至“职业”（比如说相声）。他们的“叹世界”也好“小乐惠”也好，也比北京人的“找乐子”更多物质生活享受的成分。北京人的“找乐”更多的是因物质生活不足而到精神领域去“找补”因此很容易发展为“贫嘴”可见同为“世俗”各地也不完全相同，说起话来，自然就风格各异。关于这一点，我在读城记一书中已讲得够多，再写就成“捣糨糊”了，还是就此打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