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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突然袭击后，韩信也应该有所警觉。可惜他没有。
蒯通早就对韩信说过：“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盖天下者不赏。”也就是说，一个为人之臣的，如果才智、能力和功劳都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也就性命难保了。为什么呢？因为所谓君臣关系，诚如韩非子所言，是“主卖官爵，臣卖智力”双方的关系之所以能够维持，全在于人君手上有足够用于封赏的官爵，而人臣的智力又总是不够用，或总是有用武之地。如果某个人臣的智力和功勋已大得赏无可赏，这个买卖就做不下去了。因为，再下一步，便只有请人君让出自己的交椅，这是任何一个稍有头脑和稍有能力的君主都断然不能接受的。刘邦和韩信的关系便正是这样。所以，刘邦非干掉韩信不可。
在变相软禁韩信的那些日子里，刘邦经常找韩信聊天，十分优游从容地和韩信议论诸将的才能，各有不同。有一次，刘邦问韩信，像我这样的，能带多少兵？韩信说，超不过十万。又问：你呢？韩信说，多多益善。刘邦就笑了，好好好，多多益善，怎么被我抓起来了？韩信说，陛下不善将兵，而善将将(善于驾御将领)，这就是我韩信斗不过陛下的原因。再说陛下是天才，哪里是人才比得上的(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
其实，话说到这个份上，韩信就该反思一下了。
所谓“天授”是指“天子”(君权神授)还是“天才”(天纵聪明)，可以先不管“将将”一说，则值得琢磨。刘邦确实善于将将，也确有领袖的天分。但将将之法，其实不难，无非知人善用再加恩威并重而已，也就是大棒加胡萝卜。所以，既要懂得“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也要懂得“杀一儆百”反正，赏也好，罚也好，该出手时就出手，不能小气，也不能手软。因此，在将将的过程中，杀鸡给猴看，总是免不了的。韩信就是一只会打鸣的红毛大公鸡。杀与不杀，就看猴子跳不跳，也看公鸡乖不乖。
可惜韩信并没有想到这些。他似乎丝毫也没有想到，刘邦对他，正处于杀与不杀的两可两难之间。不杀，留着终是个危险；杀，一时半会还下不了手。如果这时韩信收敛一下自己，夹着尾巴做人，甚至干脆告老还乡，也许还能全身而退。然而韩信一点都不知检点。他常常称病不朝，住在家里也没精打采，日夜怨望“羞与绛(绛侯周勃)、灌(颍阴侯灌婴)等列(排在同一位次)”
所有这些言行，都表现出韩信对刘邦的处置是不服、不满、有怨、有恨的。这在韩信自己，是因为受了委屈，但在刘邦眼里，则是“不臣之心”
这是不能允许的。专制政治的特点，就是不允许任何人有独立人格。既不允许有自己的看法思想，也不允许有自己的喜怒哀乐。倘有，便是“不臣”就要翦除。何况韩信这只笼中之鼠，还当真起了打猫的心思。公元前196年，陈在边地反汉，刘邦御驾亲征，韩信称病不从，却派人送信给陈，准备在京城做内应，结果事不缜密，被手下人举报。吕后接到密告，与萧何商量，谎称边地大捷，陈已死，列侯群臣都要入宫庆贺。韩信心中有鬼，不敢不去，何况又是萧何发的通知！说起来萧何也是韩信的恩人。当年如果不是萧何月下追韩信，又向刘邦极力推荐，韩信也就当不上大将军。他当然做梦也想不到这次萧何是要设计捉拿他的，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了。结果，韩信一进宫，就被埋藏在两旁的武士擒拿，而后又被吕氏处死在长乐宫。
被突然袭击后，韩信也应该有所警觉。可惜他没有。
蒯通早就对韩信说过：“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盖天下者不赏。”也就是说，一个为人之臣的，如果才智、能力和功劳都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也就性命难保了。为什么呢？因为所谓君臣关系，诚如韩非子所言，是“主卖官爵，臣卖智力”双方的关系之所以能够维持，全在于人君手上有足够用于封赏的官爵，而人臣的智力又总是不够用，或总是有用武之地。如果某个人臣的智力和功勋已大得赏无可赏，这个买卖就做不下去了。因为，再下一步，便只有请人君让出自己的交椅，这是任何一个稍有头脑和稍有能力的君主都断然不能接受的。刘邦和韩信的关系便正是这样。所以，刘邦非干掉韩信不可。
在变相软禁韩信的那些日子里，刘邦经常找韩信聊天，十分优游从容地和韩信议论诸将的才能，各有不同。有一次，刘邦问韩信，像我这样的，能带多少兵？韩信说，超不过十万。又问：你呢？韩信说，多多益善。刘邦就笑了，好好好，多多益善，怎么被我抓起来了？韩信说，陛下不善将兵，而善将将(善于驾御将领)，这就是我韩信斗不过陛下的原因。再说陛下是天才，哪里是人才比得上的(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
其实，话说到这个份上，韩信就该反思一下了。
所谓“天授”是指“天子”(君权神授)还是“天才”(天纵聪明)，可以先不管“将将”一说，则值得琢磨。刘邦确实善于将将，也确有领袖的天分。但将将之法，其实不难，无非知人善用再加恩威并重而已，也就是大棒加胡萝卜。所以，既要懂得“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也要懂得“杀一儆百”反正，赏也好，罚也好，该出手时就出手，不能小气，也不能手软。因此，在将将的过程中，杀鸡给猴看，总是免不了的。韩信就是一只会打鸣的红毛大公鸡。杀与不杀，就看猴子跳不跳，也看公鸡乖不乖。
可惜韩信并没有想到这些。他似乎丝毫也没有想到，刘邦对他，正处于杀与不杀的两可两难之间。不杀，留着终是个危险；杀，一时半会还下不了手。如果这时韩信收敛一下自己，夹着尾巴做人，甚至干脆告老还乡，也许还能全身而退。然而韩信一点都不知检点。他常常称病不朝，住在家里也没精打采，日夜怨望“羞与绛(绛侯周勃)、灌(颍阴侯灌婴)等列(排在同一位次)”
所有这些言行，都表现出韩信对刘邦的处置是不服、不满、有怨、有恨的。这在韩信自己，是因为受了委屈，但在刘邦眼里，则是“不臣之心”
这是不能允许的。专制政治的特点，就是不允许任何人有独立人格。既不允许有自己的看法思想，也不允许有自己的喜怒哀乐。倘有，便是“不臣”就要翦除。何况韩信这只笼中之鼠，还当真起了打猫的心思。公元前196年，陈在边地反汉，刘邦御驾亲征，韩信称病不从，却派人送信给陈，准备在京城做内应，结果事不缜密，被手下人举报。吕后接到密告，与萧何商量，谎称边地大捷，陈已死，列侯群臣都要入宫庆贺。韩信心中有鬼，不敢不去，何况又是萧何发的通知！说起来萧何也是韩信的恩人。当年如果不是萧何月下追韩信，又向刘邦极力推荐，韩信也就当不上大将军。他当然做梦也想不到这次萧何是要设计捉拿他的，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了。结果，韩信一进宫，就被埋藏在两旁的武士擒拿，而后又被吕氏处死在长乐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