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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了。他们因此而不需要妥协。于是他们会飞快地打字，能拥有女人。他则站在他们旁边，惊奇地看着他们，看着一切，包括打字机和女人。他永远不能理解。
他的书是令人惊讶的。他自己则是更令人惊讶得多。我非常感谢您为我做的一切。祝您一切顺遂。假如我到布拉格来，我可以来拜访您吧，对吗？致最衷心的问候。
下一封信没有写日期，那是一声狂野的绝望的喊叫。密伦娜收到了卡夫卡从塔特拉疗养院寄来的绝交信。她摘录了他写给她的话：“不要写信来，阻止我们再会面。”原因很清楚；密伦娜想每隔一段时间同卡夫卡会一次面。但她不打算离开她的丈夫而始终同卡夫卡生活在一起。可是卡夫卡不能满足于一种婚姻替代物，对他说来，婚姻作为同妻子和孩子们的命定的组合.意味着生活中最神圣的峰巅。当时，在卡夫卡日益恶化的健康状况下，也许完全不去考虑婚姻问题是明智的。只有某种不现实、不理智的事情的实现，只有一个奇迹才能拯救他。卡夫卡在寻找这个奇迹；后来他确实在朵拉笛芒身上享受到这么一种奇迹的余晖；而密伦娜由于其完全接近现实的个性不能将这种奇迹带给他，尽管她作出了很大努力，尽管她已经那么接近于打破一切事件的框框。“我有罪还是无罪？”她在这封感情如暴风雨般的信中问我（信里她将许多处涂抹得无法辨认）。她想要从我这里得知，她是否也是那些救不了弗兰茨的女人中的一员。
现将这封信全文译载如下：
亲爱的博士先生：
请原谅我不能用德文来写。但愿您懂得很多捷克文，因而能理解我的意思；请您原谅我的打扰。我完全不知怎么办才好了，我的脑子再也不能忍受任何印象、任何思想，再也不能接受任何印象和思想，我一天所知，毫无感觉，什么也不理解；好像在这几个月中有某些非常可怕的事情撞上了我，但我不知道什么。我对这世界什么也不知道，我仅仅感觉到，假如刚离开我的意识的东西又回到意识中，我会杀死自己的。
我可以告诉您，一切是怎么、通过什么和为什么发生的；我可以向您叙述关于我、关于我的生活的一切；但有什么用呢——再说：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只是手里拿着弗兰克从塔特拉寄来的信，一个足以致命的请求，同时是个命令：“不要写信来，阻止我们再会面。只有这个请求静静地充实着我的内心，只有它能使我以某种方式活下去，其它一切只能继续摧毁。”我没有勇气发出一个问题，一句话；我也不知道，我想要问您的是什么。耶稣基督啊，我恨不得把太阳穴按到脑子里去。您只要告诉我一点，您最近曾同他在一起，您是知道的：我是有罪的还是无罪的？看在上帝的份上，我请求您，别来信给我安慰，别对我说，谁也没有过错，别给我写心理分析。这一切，您听见吗，您要写给我的一切我都知道。我信赖您，马克斯，在我一生中也许最困难的时刻，天晓得；我请求您也给我以信赖。清理解我想要的是什么。我知道，谁是弗兰克；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我又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快要发疯了；我作出了努力，去正确地行动、去生活、去思想、去感觉，根据良知，但不知什么地方存在着罪孽。我想听的是这个。当然我不知道您是否能理解我。我想知道，我的情况是否使弗兰克也为我的缘故而痛苦，痛苦过，就像在所有别的女人身上一样，以致他病情恶化，以致他在我面前也要逃到他的恐惧心理中去，以致我现在也必须消失，我是否对此负有罪过，或者这是否是他自己的本质的延续。明白我说的是什么吗？我必须知道这一点。您是唯一也许知
道点什么的人。我请求您给我答复，请您用赤裸裸的、简单明了的、当然也是残酷的事实真相回答我。［三行字画掉，无法辨认］。如果您给我答复，我会非常感激。这将使我在一定程度上知道从何处下手。此外我请求您告诉我消息，他近况如何？数月来我对他一无所闻。“画掉了两行］。我的地址：m.k，维也纳八区，65邮局，贝诺街。请您原谅，我不能将这封信誊清；我甚至不能再读一遍。谢谢。密伦娜。
下一封信的声调稍稍平静了一些。然而强烈的激动好像仍然在表层下持续看。下面是这封信的全文：
我感谢您的盛情。现在我已恢复了一点理智。我又可以思索了。这样我并未感觉好一点。我将不给弗兰克写信—这是绝对没有疑问的。我怎么能那么做呢！假如人类在地球上确实有个任务要去完成的话，那么我在他的身边这个任务完成得很糟。我怎么能那么不谦虚，伤害他，如果我没能力帮助他的话？
至于什么是他的恐惧，我清楚得直至最后一根神经。这即使在他不认识我的时候，这种恐惧已经始终浮现在我的面前了。我在认识他之前便已经认识了他的恐惧。我理解了它，却蒙着头不加理会。在弗兰克在我身边的四天中，他抛弃了它。我们曾嘲笑它。我肯定地知道，没有一家疗养院能够治愈他。他永远不会健康，马克斯，只有他怀有这种恐惧。没有任何心理强化能够克服这种恐惧，因为这种恐惧阻碍着强化。这种恐惧不仅涉及我，而是涉及一切厚颜无耻地活着的东西，比如也涉及肉体。肉体过于裸露，他看到它便无法忍受，我当时曾有能力消除这一点。当地感到这种恐惧时，他便看着我的眼睛，我们等待了一会儿，好像我们喘不上气来似的，或好像我们脚疼似的，过了一会儿，恐惧便消逝了。不需要花丝毫力气，一切简单明了，我把他拽到维也纳后面的山丘上去，由于他走得慢，我在前面跑开了，他在我后面迈着沉重的步子追上来。闭起眼睛，我还看得见他的白衬衫和晒黑的脖子，看见他怎么拼搏。他跑了一整天，上山，下山，他在阳光下行走，没有咳嗽过一次，他胃口好得吓人，睡得像个风笛.他就是健康的，他的病在这几天中对我们来说就像是一场小小的感冒，假如我当时同他一起去布拉格，那么我对他来说将至今仍然像当时一样。但我的双脚异常牢固地长在了这里的土地上，我没能力离开我的丈夫，也许我女性味太浓了，以致我没有力量投身于那种生活，我知道这意味着一生度过最严厉恪守的苦行生活。然而在我心中却燃烧着一个无法抑制的欲望，一个对另一种生活的疯狂的欲望，渴望过我正在过和必将过的生活，渴望有一个孩子的生活，渴望一种接近地面的生活。这种欲望在我心里战胜了其他一切，战胜了爱情，战胜了对海阔天空的飞翔的爱，战胜了钦佩，归根结蒂仍是战胜了爱情。就此不管说些其他什么话都行，但只会是谎言。这也还是最微不足道的原因。然而已经太晚了。我心中的这场斗争变得过于清晰.把他给吓着了。这一点正是他从另一方面出发与之战斗了一生的东西。在我这里他可以获得休想。可是接下去它在我这里也开始追逐他了。这与我的意志相违背。我知道得很清楚。发生了某种不可消除的事情。我去做、去完成那么一个行动，我是太弱了，而我知道，这是唯一可以给他带来帮助的途径。这是我的罪过。您也知道这是我的罪过。人们归之为弗兰克的“非正常性”的东西恰恰是他的优点。同他相聚的女人们都是些凡俗的女人，不懂得过与其他女入有所不同的生活。我倒是相信，我们大家、整个世界和全体人类都有病，而他是唯一健康的、观点正确的、感觉正确的入，是唯一纯洁的人。我知道，他不曾抗拒生活，而仅仅是抗拒这儿生活的这种方式。假如我能够同他一起生活，那么他会同我一起幸福地生活的。但这些我今天才明白，所有这些。当时我是个凡俗的女人，就像世界上所有的女入一样，一个渺小的、有性冲动的小女人。他的恐惧由此产生。这种恐惧是正确的。难道这个人的感觉还会有不正确的时候吗？他比世上所有的人对这个世界知道得多一万倍。他这种恐惧是正确的。您搞错了，弗兰克自己不会写信给我的。他没有任何话可写信告诉我的。事实上他在这种恐惧中一句话也没法对我讲。他爱我我是知道的。他心地太善良也太羞怯了，以致他不能终止对我的爱。他会将此视为一种罪孽。他总是把自己看成是罪人和弱者。而全世界没有第二个人有他那样巨大的力量：这种绝对的、不容更改的对完美、对纯洁和真理的需求。事情便是如此。我从骨子里知道，事情就是这么回事。我只是还不能清醒地去认识它。我在大街小巷里穿行，整夜整夜地坐在窗前，有时思想像磨刀时进发的火花般在我头脑中跳跃，而我的心像挂在一个钩子上，您知道吗？挂在一个非常薄的小钩子上，它撕扯着，带来那样薄的、尖锐得可怕的痛楚。
我的健康已经濒临绝境，假如说还有什么东西阻碍着我的沉陷，那是违背我的意志的。这种阻碍物就是至今载着我走的那个东西，某种极无意识的东西，一种对生活的不由自主的爱。最近我在维也纳另一边某处突然发现了那样的轨道，您知道吗，您不妨设想一下长达几公里的街道，像一条骰子一般的沟——而下面是铁轨、红灯、火车头、天桥、车厢，就是这样一种黑色的可怖的机体，我在一边坐了下来，仿佛有什么东西在呼吸。我想，我会在充斥的痛苦、渴望和对生活的极端的爱中发疯的。我是那么孤独，就像哑巴们那样孤独，至于我在这里对您讲话，那只是因为那些话完全违背我的意愿已经从嘴里呕吐出来，因为我已经不能再沉默了。请您原谅。
我不会给弗兰克写信的，一行也不写，我不知道还将发生什么事情。春天我到布拉格来，将会拜访您。如果您能时时给我写信来，告诉我他的近况——我每天去邮局，我改不掉这个习惯——我将非常高兴。
我再次感谢您。
m.p.
还有一个请求：一个很可笑的请求。我的判决人变形记、司炉、观察这些书的一个译本将在诺伊曼那儿出版——切尔文（cerven）丛书——其装帧将同查理路易斯菲利浦的布市一样，您一定知道这本书的。
现在我搞完了——这几个月中我的脑子和心脏遭到啃啮，在这样孤独的情况下钻在他的书中，真是可怕——但诺伊曼要我“对捷克读者先说几句关于他的话”耶稣基督，要我对人们写关于他的话？再说：我没有这个能力。您能为我做这件事吗？我不知道您政治上是否有反对意见——切尔文是共产党的，可是这套丛书是无党派的。诺伊曼真诚地乐意出版这本小书，为其即将问世而高兴——当然您的名字也将在那里出现，您是否觉得不合适？假如不，那我请求您做这件事。大致写三四页，我将它译出，作为序言放进去。有一次我读到过您的这么一篇文章——为拉弗格写的导言——一篇非常美非常美的文章。您愿意为我做这事吗？我将很高兴。这本书必须以出色的面目问世，对不对？译文是好的。而您的导言一定会出色的。假如您没有政治上的顾虑，请为我做这事。当然这文章必须给捷克读者提供一种信息。可是您不要为人们写，而是为自己写，就像那篇拉弗格导言一样。您在该文中怀着爱，怀着正直的、非常有见解的爱。于是您所说的便非常非常美。要得很急，马克斯，我请求您帮帮忙。我希望能带着这本从各方面看都有分量、都完美的书走向世界。您知道吗，我有一种感觉，好像我必须保卫什么东西，为什么东西辩解。我请求您。
请您什么也别告诉f.。我们要让他喜出望外，同意吗？也许——也许他会为此感到一点欣慰的。
好像在密伦娜和我的通讯关系中出现了较长时间的间歇，下一封信的开端便将证实这点。我丝毫回想不起，密伦娜翻译的那本书是否真的出版了，我是否写了前言。我手头既没有那本书也没有那个前言。密伦娜提到的另一篇前言是为我同弗兰茨布莱共同翻译的居勒拉弗格（1909年）的风趣的丑角一书而写的。在发现拉弗格方面走在这之前的是保尔维格勒，他翻译了拉弗格的传奇寓意剧（moralit6sleg一ndaires），可惜译文风格过于夸张，但许多地方译得很出色。依我看，拉弗格是福楼拜之后最伟大的法国作家之一。他今天几乎不为人知（在法国也一样），曾由“法兰西信使”出版（1902年）的三卷本全集已告售罄。什么时候还会再版，并尽可能完整地出版呢？——一然而我离题了。我当然觉得，在美与爱的王国中一切都紧密地联系着，而实际上这是连接人类心灵的唯一真正的桥梁，因此我译的拉弗格著作事实上对卡夫卡及韦尔弗早期诗歌产生了影响。——下面是密伦娜的第六封信：
非常尊敬的博士先生：
请您原谅我这么晚才给您回信。昨天我第一次离开床，我的肺已经油尽灯枯。医生警告我说，如果我不立即离开这里，我就只能再活几个月了。与此同时我也给我的父亲寄封信去；他要是寄钱给我，我就走。何时何地，我还不知道。但在此之前我肯定来布拉格一次，将不揣冒昧去找您，以求获悉关于弗兰克的确切消息。我还会写信告诉您我何时抵达。但我坚决地请求您，别把我生病的事告诉f。
我不知道这本书什么时候出版，显然在冬天。由k.st.诺伊曼出版，波洛维出版社，作为切尔文丛书中的一本，斯蒂凡街三十七号，或许您可以去问问他，您可否在出书前将那篇序言单独发表。纸张和钱都短缺，一切都需借以时日，我不愿对您的序言作任何删节（它是那么美）。
我有个印象，好像您在对我生气？我不知道怎么会产生这个印象的，于是从这封信中感到。请您原谅我对弗兰克的“分析”那是丢人的，我为我竟会这么做感到羞愧，但有时我感到仿佛必须用双手挟紧脑袋，以免其粉碎。
我感谢您所做的一切。再见。
您的m.p.
密伦娜的最后两封信已经是在卡夫卡死后的几个月中写来的了。谈得上卡夫卡同密伦娜真正的会晤的只有维也纳那“四天”和在格蒙德短暂的倒霉的会见；后者已经由疏离伴随而来了。在长篇小说城堡中两个相爱者之间融洽的关系持续的时间也是短暂的。在第一个爱情之夜后，书中写道：“他兴奋极了，深感弗丽达在他怀抱中的幸福，同时这个幸福感也是极其担惊受怕的，因为他觉得，一旦弗丽达离开他，就等于他拥有的一切都离开他了。”在此之后马上开始了不和的风波，这种不和只是偶尔被信赖的插曲所打断。关于第二次与弗丽达的共处，第四章（一开头，第二页）响起了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诅咒。——我已经说过，长篇小说中的描述应该从轻蔑的漫画化角度去理解。现实生活中比那显然出于自卫原因而扭曲了的描写要宽厚。现实生活赋予这位作家以幸福的时辰，这一点在一开始写的那些非凡的信件中放出光芒，也赋予了他以密伦娜的信件（可惜已毁掉），表达了他满腔歌颂的感激之情。高潮发生于那“四天”和第二次会面之间。当然密伦娜后来在布拉格也还看望了这位作家，但那仅仅只是对病人的探望。当卡夫卡对我谈到这些来访时，尽管高度评价了从密伦娜的人治中仍然不断焕发出的好的影响，但从整体上倒是怀着更大的痛苦和烦恼提及的。哈斯在给密伦娜的信的编后记中谈到的在玛丽亚温泉的相会不曾举行；1922年2月29日日记中提及许多年前的插曲，即1916年7月与f.在玛丽亚温泉的相处。我相信，读者会通过这几封信中出现的强有力的、充满青春气息的密伦娜身上感到，这些信是对卡夫卡给她的信的重要补充，这也是我详细地转引的原因。由于没有关于这个时期的其它直接的文件，它们的地位就更其重要了。
最后转引她给我的最后两封信（用德语写的）。第一封是在印有她父亲地址的信纸上写的，这显然表明她与父亲达成了谅解。
亲爱的博士先生：
我怀着感激的心情把这本书寄还给您。请原谅我没有来看望您。我简直不能相信我现在能够谈论弗兰茨，您也一定不会愿意同我谈到他。假使您同意的话，我将于九月份来布拉格之前通知您。请您将我留在亲切的回忆中，并向您的太太转达我衷心的问候，很可能有一次我无意中给她带来了伤害。在您有机会的时候，请您把弗兰茨那里的我的信件付之一炬，我放心地把它们交给您，说来当然并不重要。他的手稿和日记（完完全全不是为我写的，而是产生于他认识我之前，大约是十五大本）在我这里，假如您需要，便归您处置。这是他的愿望，他曾请求我除了您以外不给任何人看，给您看也必须在他死后。也许您已经见过一部分了。
我最衷心地祝愿您，并保留着最友好的感情。
您的密伦娜波拉克
亲爱的博士先生：
我不能前往布拉格，把手稿交给您，尽管我很愿意这么做。我也没有找到任何可以放心托带的人，我更不敢通过邮局寄上这些本子。我将考虑把布拉格之行推迟到十月，但愿您届时已经回来，我便能把一切亲手交给您。我也请求您把我的信从卡夫卡家里取出，这样对我来说您将是做了一件大好事。我不想自己去请求他们，我与他的亲属的关系从来就不好。
我非常地感谢您，10月1日以后在布拉格再见！如果您那时也不能在布拉格，请您写信到维也纳来，告诉我您何时从意大利回来。
致真诚的问候！
密伦娜波拉克
此后我还经常与密伦娜谈过话，并接收了卡夫卡的手稿。
从我几年前才得知的一桩事实中可以看出，在观察卡夫卡时绝不能使用过于简单化的心理学。现将这件事报道如下。
1948年春，当时居住在耶路撒冷的音乐家沃尔夫冈绍肯写信对我说，有人曾经向他透露，卡夫卡曾经有过一个儿子。作为证据，他向我出示了一个叫m.m.的女士的信（格蕾特布洛赫；关于给她的信参见绝望和拯救），他（报告者）与她是好朋友。这位女士那时已经辞世，那孩子在此二十多年前已经死去。事情最可悲之处在于，卡夫卡从来不知道有过这么一个孩子——他不到七岁就死了，还在卡夫卡去世之前。孩子的母亲是个自尊心很强的、精神上和物质上都独立的女士，她出于敏感很容易闭锁心扉。也许她心里有顾虑，不愿向卡夫卡透露这个消息，因为随着这短暂的关系而来的是长时间的、最终的疏远。我略略认识m.m.夫人，但对她与卡夫卡之间的友谊一无所知。根据弗兰茨对我的叙述，我把他们间的这种关系视为断断续续地出现仇视的关系。在弗兰茨的日记中可找到指着同一个认识方向的暗示。不管怎么说，m.m.是个著名的、卓有成绩的、意志非常坚定、极其聪明的人，对生活有着远大的目光。假如卡夫卡得知，他成了一个儿子的父亲，这会给他的发展带来多么巨大的裨益，其影响简直不可估量。他内心最盼望的莫过于获得孩子；他最怀疑的也莫过于自己生儿育女的能力。每个他的著作的行家都知道那些相关的段落，卡夫卡在那些段落中表达了坐在孩子的摇篮边的渴望。实现这个渴望对于他的意义超过了其本身，也许能从最高层次向他证明自身的价值，因此也许具有决定性意义，他会感到自己身价培增；他始终将缺少后代视为一种特殊的、宣布将他逐入地狱的判决。如果卡夫卡把这个孩子收养过来，孩子也许不一定会死；也许重新觉醒的自信心能够拯救卡夫卡自己的生命，也许他今天就坐在我旁边，使我不必对着虚无命笔。“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至少得承认，这里的生活谱写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与卡夫卡著作中一切复杂的冒险性的残酷和讥讽的苦涩特征是那样惊人地相似。
m.m.夫人在布拉格瞻仰了卡夫卡的墓。她那时在布拉格又见到了给我提供消息的人，1940年4月zi日，她从佛罗伦萨写了封信寄到以色列给他，我从中摘取关键性的几行。“你是当时在布拉格看到我处于莫大的困境中的第一个人，我为那时刚刚预感到的恐惧而忧心忡忡。你在你朋友们杂乱的房间中的音乐演奏。在这个神奇的城市中（我对它的爱超出您的想象）短时间的散步，这些在那时也都还能帮助我克服恐惧心理。我去瞻仰了那个对我来说意义极其重大的男人的墓，他死于1924年，他的高超艺术至今仍为人称颂。他是我的男孩的父亲，这孩子快七岁时突然在慕尼黑死去。远离我和他，而我与他在战争年代就不得不分手了，以后再也没见过——一直到几小时前——因为他在他的家乡，在远离我们的地方死于一种致命的疾病。我从来不提此事。我相信这是我第一次说到这事。我家里人和我的朋友们从不知道，除了我后来的上司以外。他因此而对我很好，很规矩。所以当他1936年去世时，我也失去了很多东西，失去了一切。想到他们不必再受时间的折磨，我心情平静，感到幸福。”m.m.夫人在好多年中一直是以这么一种独特的方式谈论卡夫卡和卡夫卡的作品的，以致我的消息提供者断定信中这一段所指只能是卡夫卡，绝不会是其他人。此后意大利很快就介入了战争，m.m。同我的消息提供人之间的通信不得不中断。那次重访布拉格已经是在德国纳粹夺权的阴影下进行的了。m.m.当时的住地是柏林，她有理由谈到折磨着她的预感性的恐惧。她逃往瑞士去以色列，最后到了意大利。我的消息提供人得到的最后一次关于她的消息来自不列颠红十字会，落款日期1945年5月16日，报道的是：“m.m.夫人被德国人于1944年5月从s.多那托迪科米诺和弗洛希农带走，同其他生活在这个区的犹太人关在一起。我们深感遗憾，当前我们一点都帮不上忙。”进一步的了解表明，m.m.被一个德国士兵用枪托打死了。我检验了消息提供人告诉我的所有线索。这些线索将我引向佛罗伦萨的好几个人，他们住在圣吉尔吉奥和简宁利奇奥里膳宿公寓。找到m.m.遗物的机会十分微弱，那里也有许多卡夫卡的信。居住在弗罗伦萨的作家马克斯克莱尔帮助我寻找。但是没有下落。有可能卡夫卡的这些信今天保存在一个叫e.pr.的先生那儿，是这位先生帮助m.m移居智利的（借此机会顺便说一下，卡夫卡写给那个同他两次订婚的“柏林女人”的书信至今仍在期待着与读者见面）。无法知道卡夫卡的儿子名字叫什么，他曾生活在什么情况下，死于什么情况下。没有什么东西像卡夫卡唯一的儿子这样，逝去之后在历史领域内留下的踪迹是这样的少。
卡夫卡的世界声誉并没有使人们能够理解他。围绕着卡夫卡已经出现了一个神话气氛，抹杀了他的人品的真实特征。比如一家瑞士刊物为努力使一般读者对卡夫卡“感兴趣”竟信口开河说了些最为荒诞不经的故事。如，在他的慕尼黑朗诵会上，有三位女士晕厥过去，被抬出大厅，由于卡夫卡所读的恐怖场面的描写是那么骇人。还有，有两个女人在他尚未掩埋的墓旁爆发了一场争论，两人都声称是他的妻子。——所有这些纯属子虚乌有。关于慕尼黑朗诵会卡夫卡向我详细介绍过。如果发生过那样轰动的事件，他一定会提到的；因为按照他的性格，一切有可能被利用来反对他的事情，使他心情受压抑的事情，他都要特别地强调如果那时真的在慕尼黑发生过类似的事情，那么卡夫卡在布拉格火车站（我去接他）就会对我说：“你看看，马克斯，我是个多少低劣的作者，我不能为人们做点好事，却给他们带来伤害。三个昏过去——这是我可悲的成就。”我敢断定，他会怀着对自己的夸耀性的幸灾乐祸大体上说这么几句话的。关于他的葬礼，那时我自己负有伤感的义务：扶着他的生活伴侣行走；我可以证明，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只有在最遥远最不着边际的地方才会产生这样的谣言。
关于卡夫卡遗留的文学作品的故事我在每本书的后记中（尤其在诉讼的后记中），此外还在我的作为指路人的弗兰茨卡夫卡一书中作了详尽的记述。卡夫卡自己发表的所有作品都收集在第一册短篇小说集中；此外只有那篇幅短小、引人入胜的散文小品铁桶骑上也是在卡夫卡生前付印过的，刊登在报纸布拉格新闻上；再就是1909年刊登在波希米亚上的在布雷齐亚观飞记。严格地说，这两篇散文也应该归入第一集。在其它所有集子中材料都是卡夫卡遗留下来的。在有关的后记中我对我的助手汉斯约阿希姆雪普斯.海因茨波利策和艾斯特霍弗的合作表示了谢意；只有感谢不能得到足够的重复。
关于我的出版工作方法，我在那些后记中也谈了一些。这方面有关的补充可参见我除这本传记外发表的关于卡夫卡的另外两本书：1.弗兰茨卡夫卡的信仰和学说（卡夫卡和托尔斯泰），附有菲利克斯威尔奇的弗兰茨卡夫卡的宗教幽墨，蒙迪阿尔出版社，温特图尔和库尔特德施出版社，慕尼黑（见221页及其后）；2.作为弓i路人的弗兰茨卡夫卡，楚迪出版社，圣加仑。关于如何准确无误地出版卡夫卡著作的讨论是不着边际的。说穿了只有原文手迹的照片才能保证十分的把握和天衣无缝。其他任何一种出版方式都必须有所选择。原则上应该区分，一个作者是否已经指定发表某个作品，是否他没有指定发表它，或者是否（这也是第三种可能）他明确指定过不得发表。在最后一种情况下，他对那种不完美的、悬而未决的、充满矛盾的作品所抱无所谓态度要比对第二种情况的态度鲜明得多。可惜卡夫卡那儿就是这种情况。可是我知道（因为我经常被他找去当参谋），卡夫卡是如何缜密地对他自己交付出版的书精雕细琢，他是怎样一个劲地打开格林词典查找的，他是怎样为一个破折号是用还是不用同我和其他人讨论的，等等。所以，让疏忽、明显的语言错误、受捷克句法影响了德文风格的“布拉格德语”及类似的东西原封不动，是违背我的良心的。因为我知道，卡夫卡在最终出版前是一定会把这些疏忽大意之处消除掉的。我相信自己通过与我的朋友长期的共同生活对他的意图和语感了如指掌，有把握改掉这类违背他本心的错处。有所改动的只是个别地方，而且仅仅是作者没有修改过初稿中毫无疑问不正确的地方。我举个例子；卡夫卡在手稿中常用布拉格德语的“paar”表达“einpaar”的意思——比如他说：“nachpaar块hrltten”向不是说“nachelnpaarschritt。n”然而在他自己把手稿修改付印时，他总是把这个错误改掉的。在卡夫卡自己发表的作品中找不到它的踪影。所以我认为自己有义务在他的遗稿中碰到这种情况时以我的手代替已不在的他的手来整顿一下。此外，我发表了许多不同的写法，在一个附录中甚至发表了被他画掉的段落，这些往往能帮助人们弄明白卡夫卡描述的意图。也许未来的人们在准确性和详细性上还会超过我；这是没有界限的，影印版除外。
在刚才提到的我的另外两本书的第一本中（弗兰茨卡夫卡的信仰和学说）还有关于卡夫卡伟大的绘画艺术的阐述；人们至今慨无例外地仅仅视之为稀奇古怪的东西。这种看法是会改变的。我打算把我收集的卡夫卡的画（他自己多半是往废纸篓中扔的）作为专题著作出版。此外，我那两本上面提及的书是对卡夫卡进行阐释的，但也还有一些传记材料掺在其中。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我的长篇小说斯蒂凡罗特（1931年）以及以下这些发表的文章中：关于卡夫卡（城堡）的诠释（新苏黎世报1951年io月2o日，此外还发表在艾卡特上）、对一个叫弗兰茨卡夫卡的玩偶之谋杀（对一个错误的解释的争辩，及第二次争辩，发表在新瑞士评论二月号与五月号上）、我的著述此岸与彼岸（1946年）第一册中的漫谈基克加德、海德格尔、卡夫卡。作家卡夫卡和他的叙述艺术和至今仍鲜为人知的诗歌的独特之优点是我的阐述的不言而喻的前提，完全不必特别予以强调。我对他的诗歌的爱也表现在我将他的两首诗谱写成歌曲（钢琴伴奏或乐队伴奏皆可）这件事上。在我那两本书中，一方面指出他心灵的发展（与对他的形象的静态理解相反），另一方面将他的格言（这些格言突出的是人的心中“不可摧毁之物”是信念和对上帝的积极的信赖）与他的叙述作（其作品则为一切怀疑和不安敞开大门）分离开来，我通过这两点来阐释他的世界观。在小说中卡夫卡展示了人们是如何困惑，如何迷失了道路，在格言中这条道路自己显示出来，宣布摆脱困惑的前景。自然，人们不应该也不能够将卡夫卡这两种世界观机械地分离开来。格言中也有许多例子表明人由于痛苦和不知所措而喘不上气来；另一方面，在长篇小说中也有穿透黑暗看见希望的目光，并非仅仅是无望的观点。卡夫卡永远是完整的卡夫卡；如果人们这么说了，再说一遍，再予以强调，那么人们最终在“格言中的卡夫卡”身上看。到的更强烈的还是他的启示性的、助人的品质；而在叙述的想象力中的卡夫卡身上看到的则主要还是混乱的、自我烦恼和危机的展现。一个灵魂的两个方面是共于一体。问题必然会提出，一个方面或另一个方面的突出造成的有层次顺序的区别之原因何在？大体上可以这么考虑：在小说中，也包括在书信和日记中，卡夫卡信步走去，听其自然，毫无拘束地把自己托付给天使和魔鬼；而他在沉思的水晶体中（在格言中和一些书信里）则实行自我督检，进行人的自制，试图使自己有所归属，为了一个思想中的或现实中的周围世界的缘故而提高自己，力求取得成(46)果。这里有着决定性的因素——针对命运之错综复杂的：人的意志自由；针对罚入地狱的：仁慈；针对绝望的：结束“亚历山大战役”代之以和平时期的要求，对致密伦娜的信中由那些力量从深处呼喊的宣言的希望：“尽管如此，你们这些沉默、被推动着的、前进着的、心中充满直至狂野的信赖的人们，尽管如此，我们不会扔下你们不管，即使在你们最愚蠢时也不会，而且尤其在这种情况下不会抛弃你们。”穿过卡夫卡混乱、虚无的世界，轻轻地，但不容置疑地响着对人类这一造物的爱的声音，那种上帝的“力量”（是这么预告的）“尽管如此”不会抛弃这些造物，还为他们祝福。
样了。他们因此而不需要妥协。于是他们会飞快地打字，能拥有女人。他则站在他们旁边，惊奇地看着他们，看着一切，包括打字机和女人。他永远不能理解。
他的书是令人惊讶的。他自己则是更令人惊讶得多。我非常感谢您为我做的一切。祝您一切顺遂。假如我到布拉格来，我可以来拜访您吧，对吗？致最衷心的问候。
下一封信没有写日期，那是一声狂野的绝望的喊叫。密伦娜收到了卡夫卡从塔特拉疗养院寄来的绝交信。她摘录了他写给她的话：“不要写信来，阻止我们再会面。”原因很清楚；密伦娜想每隔一段时间同卡夫卡会一次面。但她不打算离开她的丈夫而始终同卡夫卡生活在一起。可是卡夫卡不能满足于一种婚姻替代物，对他说来，婚姻作为同妻子和孩子们的命定的组合.意味着生活中最神圣的峰巅。当时，在卡夫卡日益恶化的健康状况下，也许完全不去考虑婚姻问题是明智的。只有某种不现实、不理智的事情的实现，只有一个奇迹才能拯救他。卡夫卡在寻找这个奇迹；后来他确实在朵拉笛芒身上享受到这么一种奇迹的余晖；而密伦娜由于其完全接近现实的个性不能将这种奇迹带给他，尽管她作出了很大努力，尽管她已经那么接近于打破一切事件的框框。“我有罪还是无罪？”她在这封感情如暴风雨般的信中问我（信里她将许多处涂抹得无法辨认）。她想要从我这里得知，她是否也是那些救不了弗兰茨的女人中的一员。
现将这封信全文译载如下：
亲爱的博士先生：
请原谅我不能用德文来写。但愿您懂得很多捷克文，因而能理解我的意思；请您原谅我的打扰。我完全不知怎么办才好了，我的脑子再也不能忍受任何印象、任何思想，再也不能接受任何印象和思想，我一天所知，毫无感觉，什么也不理解；好像在这几个月中有某些非常可怕的事情撞上了我，但我不知道什么。我对这世界什么也不知道，我仅仅感觉到，假如刚离开我的意识的东西又回到意识中，我会杀死自己的。
我可以告诉您，一切是怎么、通过什么和为什么发生的；我可以向您叙述关于我、关于我的生活的一切；但有什么用呢——再说：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只是手里拿着弗兰克从塔特拉寄来的信，一个足以致命的请求，同时是个命令：“不要写信来，阻止我们再会面。只有这个请求静静地充实着我的内心，只有它能使我以某种方式活下去，其它一切只能继续摧毁。”我没有勇气发出一个问题，一句话；我也不知道，我想要问您的是什么。耶稣基督啊，我恨不得把太阳穴按到脑子里去。您只要告诉我一点，您最近曾同他在一起，您是知道的：我是有罪的还是无罪的？看在上帝的份上，我请求您，别来信给我安慰，别对我说，谁也没有过错，别给我写心理分析。这一切，您听见吗，您要写给我的一切我都知道。我信赖您，马克斯，在我一生中也许最困难的时刻，天晓得；我请求您也给我以信赖。清理解我想要的是什么。我知道，谁是弗兰克；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我又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快要发疯了；我作出了努力，去正确地行动、去生活、去思想、去感觉，根据良知，但不知什么地方存在着罪孽。我想听的是这个。当然我不知道您是否能理解我。我想知道，我的情况是否使弗兰克也为我的缘故而痛苦，痛苦过，就像在所有别的女人身上一样，以致他病情恶化，以致他在我面前也要逃到他的恐惧心理中去，以致我现在也必须消失，我是否对此负有罪过，或者这是否是他自己的本质的延续。明白我说的是什么吗？我必须知道这一点。您是唯一也许知
道点什么的人。我请求您给我答复，请您用赤裸裸的、简单明了的、当然也是残酷的事实真相回答我。［三行字画掉，无法辨认］。如果您给我答复，我会非常感激。这将使我在一定程度上知道从何处下手。此外我请求您告诉我消息，他近况如何？数月来我对他一无所闻。“画掉了两行］。我的地址：m.k，维也纳八区，65邮局，贝诺街。请您原谅，我不能将这封信誊清；我甚至不能再读一遍。谢谢。密伦娜。
下一封信的声调稍稍平静了一些。然而强烈的激动好像仍然在表层下持续看。下面是这封信的全文：
我感谢您的盛情。现在我已恢复了一点理智。我又可以思索了。这样我并未感觉好一点。我将不给弗兰克写信—这是绝对没有疑问的。我怎么能那么做呢！假如人类在地球上确实有个任务要去完成的话，那么我在他的身边这个任务完成得很糟。我怎么能那么不谦虚，伤害他，如果我没能力帮助他的话？
至于什么是他的恐惧，我清楚得直至最后一根神经。这即使在他不认识我的时候，这种恐惧已经始终浮现在我的面前了。我在认识他之前便已经认识了他的恐惧。我理解了它，却蒙着头不加理会。在弗兰克在我身边的四天中，他抛弃了它。我们曾嘲笑它。我肯定地知道，没有一家疗养院能够治愈他。他永远不会健康，马克斯，只有他怀有这种恐惧。没有任何心理强化能够克服这种恐惧，因为这种恐惧阻碍着强化。这种恐惧不仅涉及我，而是涉及一切厚颜无耻地活着的东西，比如也涉及肉体。肉体过于裸露，他看到它便无法忍受，我当时曾有能力消除这一点。当地感到这种恐惧时，他便看着我的眼睛，我们等待了一会儿，好像我们喘不上气来似的，或好像我们脚疼似的，过了一会儿，恐惧便消逝了。不需要花丝毫力气，一切简单明了，我把他拽到维也纳后面的山丘上去，由于他走得慢，我在前面跑开了，他在我后面迈着沉重的步子追上来。闭起眼睛，我还看得见他的白衬衫和晒黑的脖子，看见他怎么拼搏。他跑了一整天，上山，下山，他在阳光下行走，没有咳嗽过一次，他胃口好得吓人，睡得像个风笛.他就是健康的，他的病在这几天中对我们来说就像是一场小小的感冒，假如我当时同他一起去布拉格，那么我对他来说将至今仍然像当时一样。但我的双脚异常牢固地长在了这里的土地上，我没能力离开我的丈夫，也许我女性味太浓了，以致我没有力量投身于那种生活，我知道这意味着一生度过最严厉恪守的苦行生活。然而在我心中却燃烧着一个无法抑制的欲望，一个对另一种生活的疯狂的欲望，渴望过我正在过和必将过的生活，渴望有一个孩子的生活，渴望一种接近地面的生活。这种欲望在我心里战胜了其他一切，战胜了爱情，战胜了对海阔天空的飞翔的爱，战胜了钦佩，归根结蒂仍是战胜了爱情。就此不管说些其他什么话都行，但只会是谎言。这也还是最微不足道的原因。然而已经太晚了。我心中的这场斗争变得过于清晰.把他给吓着了。这一点正是他从另一方面出发与之战斗了一生的东西。在我这里他可以获得休想。可是接下去它在我这里也开始追逐他了。这与我的意志相违背。我知道得很清楚。发生了某种不可消除的事情。我去做、去完成那么一个行动，我是太弱了，而我知道，这是唯一可以给他带来帮助的途径。这是我的罪过。您也知道这是我的罪过。人们归之为弗兰克的“非正常性”的东西恰恰是他的优点。同他相聚的女人们都是些凡俗的女人，不懂得过与其他女入有所不同的生活。我倒是相信，我们大家、整个世界和全体人类都有病，而他是唯一健康的、观点正确的、感觉正确的入，是唯一纯洁的人。我知道，他不曾抗拒生活，而仅仅是抗拒这儿生活的这种方式。假如我能够同他一起生活，那么他会同我一起幸福地生活的。但这些我今天才明白，所有这些。当时我是个凡俗的女人，就像世界上所有的女入一样，一个渺小的、有性冲动的小女人。他的恐惧由此产生。这种恐惧是正确的。难道这个人的感觉还会有不正确的时候吗？他比世上所有的人对这个世界知道得多一万倍。他这种恐惧是正确的。您搞错了，弗兰克自己不会写信给我的。他没有任何话可写信告诉我的。事实上他在这种恐惧中一句话也没法对我讲。他爱我我是知道的。他心地太善良也太羞怯了，以致他不能终止对我的爱。他会将此视为一种罪孽。他总是把自己看成是罪人和弱者。而全世界没有第二个人有他那样巨大的力量：这种绝对的、不容更改的对完美、对纯洁和真理的需求。事情便是如此。我从骨子里知道，事情就是这么回事。我只是还不能清醒地去认识它。我在大街小巷里穿行，整夜整夜地坐在窗前，有时思想像磨刀时进发的火花般在我头脑中跳跃，而我的心像挂在一个钩子上，您知道吗？挂在一个非常薄的小钩子上，它撕扯着，带来那样薄的、尖锐得可怕的痛楚。
我的健康已经濒临绝境，假如说还有什么东西阻碍着我的沉陷，那是违背我的意志的。这种阻碍物就是至今载着我走的那个东西，某种极无意识的东西，一种对生活的不由自主的爱。最近我在维也纳另一边某处突然发现了那样的轨道，您知道吗，您不妨设想一下长达几公里的街道，像一条骰子一般的沟——而下面是铁轨、红灯、火车头、天桥、车厢，就是这样一种黑色的可怖的机体，我在一边坐了下来，仿佛有什么东西在呼吸。我想，我会在充斥的痛苦、渴望和对生活的极端的爱中发疯的。我是那么孤独，就像哑巴们那样孤独，至于我在这里对您讲话，那只是因为那些话完全违背我的意愿已经从嘴里呕吐出来，因为我已经不能再沉默了。请您原谅。
我不会给弗兰克写信的，一行也不写，我不知道还将发生什么事情。春天我到布拉格来，将会拜访您。如果您能时时给我写信来，告诉我他的近况——我每天去邮局，我改不掉这个习惯——我将非常高兴。
我再次感谢您。
m.p.
还有一个请求：一个很可笑的请求。我的判决人变形记、司炉、观察这些书的一个译本将在诺伊曼那儿出版——切尔文（cerven）丛书——其装帧将同查理路易斯菲利浦的布市一样，您一定知道这本书的。
现在我搞完了——这几个月中我的脑子和心脏遭到啃啮，在这样孤独的情况下钻在他的书中，真是可怕——但诺伊曼要我“对捷克读者先说几句关于他的话”耶稣基督，要我对人们写关于他的话？再说：我没有这个能力。您能为我做这件事吗？我不知道您政治上是否有反对意见——切尔文是共产党的，可是这套丛书是无党派的。诺伊曼真诚地乐意出版这本小书，为其即将问世而高兴——当然您的名字也将在那里出现，您是否觉得不合适？假如不，那我请求您做这件事。大致写三四页，我将它译出，作为序言放进去。有一次我读到过您的这么一篇文章——为拉弗格写的导言——一篇非常美非常美的文章。您愿意为我做这事吗？我将很高兴。这本书必须以出色的面目问世，对不对？译文是好的。而您的导言一定会出色的。假如您没有政治上的顾虑，请为我做这事。当然这文章必须给捷克读者提供一种信息。可是您不要为人们写，而是为自己写，就像那篇拉弗格导言一样。您在该文中怀着爱，怀着正直的、非常有见解的爱。于是您所说的便非常非常美。要得很急，马克斯，我请求您帮帮忙。我希望能带着这本从各方面看都有分量、都完美的书走向世界。您知道吗，我有一种感觉，好像我必须保卫什么东西，为什么东西辩解。我请求您。
请您什么也别告诉f.。我们要让他喜出望外，同意吗？也许——也许他会为此感到一点欣慰的。
好像在密伦娜和我的通讯关系中出现了较长时间的间歇，下一封信的开端便将证实这点。我丝毫回想不起，密伦娜翻译的那本书是否真的出版了，我是否写了前言。我手头既没有那本书也没有那个前言。密伦娜提到的另一篇前言是为我同弗兰茨布莱共同翻译的居勒拉弗格（1909年）的风趣的丑角一书而写的。在发现拉弗格方面走在这之前的是保尔维格勒，他翻译了拉弗格的传奇寓意剧（moralit6sleg一ndaires），可惜译文风格过于夸张，但许多地方译得很出色。依我看，拉弗格是福楼拜之后最伟大的法国作家之一。他今天几乎不为人知（在法国也一样），曾由“法兰西信使”出版（1902年）的三卷本全集已告售罄。什么时候还会再版，并尽可能完整地出版呢？——一然而我离题了。我当然觉得，在美与爱的王国中一切都紧密地联系着，而实际上这是连接人类心灵的唯一真正的桥梁，因此我译的拉弗格著作事实上对卡夫卡及韦尔弗早期诗歌产生了影响。——下面是密伦娜的第六封信：
非常尊敬的博士先生：
请您原谅我这么晚才给您回信。昨天我第一次离开床，我的肺已经油尽灯枯。医生警告我说，如果我不立即离开这里，我就只能再活几个月了。与此同时我也给我的父亲寄封信去；他要是寄钱给我，我就走。何时何地，我还不知道。但在此之前我肯定来布拉格一次，将不揣冒昧去找您，以求获悉关于弗兰克的确切消息。我还会写信告诉您我何时抵达。但我坚决地请求您，别把我生病的事告诉f。
我不知道这本书什么时候出版，显然在冬天。由k.st.诺伊曼出版，波洛维出版社，作为切尔文丛书中的一本，斯蒂凡街三十七号，或许您可以去问问他，您可否在出书前将那篇序言单独发表。纸张和钱都短缺，一切都需借以时日，我不愿对您的序言作任何删节（它是那么美）。
我有个印象，好像您在对我生气？我不知道怎么会产生这个印象的，于是从这封信中感到。请您原谅我对弗兰克的“分析”那是丢人的，我为我竟会这么做感到羞愧，但有时我感到仿佛必须用双手挟紧脑袋，以免其粉碎。
我感谢您所做的一切。再见。
您的m.p.
密伦娜的最后两封信已经是在卡夫卡死后的几个月中写来的了。谈得上卡夫卡同密伦娜真正的会晤的只有维也纳那“四天”和在格蒙德短暂的倒霉的会见；后者已经由疏离伴随而来了。在长篇小说城堡中两个相爱者之间融洽的关系持续的时间也是短暂的。在第一个爱情之夜后，书中写道：“他兴奋极了，深感弗丽达在他怀抱中的幸福，同时这个幸福感也是极其担惊受怕的，因为他觉得，一旦弗丽达离开他，就等于他拥有的一切都离开他了。”在此之后马上开始了不和的风波，这种不和只是偶尔被信赖的插曲所打断。关于第二次与弗丽达的共处，第四章（一开头，第二页）响起了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诅咒。——我已经说过，长篇小说中的描述应该从轻蔑的漫画化角度去理解。现实生活中比那显然出于自卫原因而扭曲了的描写要宽厚。现实生活赋予这位作家以幸福的时辰，这一点在一开始写的那些非凡的信件中放出光芒，也赋予了他以密伦娜的信件（可惜已毁掉），表达了他满腔歌颂的感激之情。高潮发生于那“四天”和第二次会面之间。当然密伦娜后来在布拉格也还看望了这位作家，但那仅仅只是对病人的探望。当卡夫卡对我谈到这些来访时，尽管高度评价了从密伦娜的人治中仍然不断焕发出的好的影响，但从整体上倒是怀着更大的痛苦和烦恼提及的。哈斯在给密伦娜的信的编后记中谈到的在玛丽亚温泉的相会不曾举行；1922年2月29日日记中提及许多年前的插曲，即1916年7月与f.在玛丽亚温泉的相处。我相信，读者会通过这几封信中出现的强有力的、充满青春气息的密伦娜身上感到，这些信是对卡夫卡给她的信的重要补充，这也是我详细地转引的原因。由于没有关于这个时期的其它直接的文件，它们的地位就更其重要了。
最后转引她给我的最后两封信（用德语写的）。第一封是在印有她父亲地址的信纸上写的，这显然表明她与父亲达成了谅解。
亲爱的博士先生：
我怀着感激的心情把这本书寄还给您。请原谅我没有来看望您。我简直不能相信我现在能够谈论弗兰茨，您也一定不会愿意同我谈到他。假使您同意的话，我将于九月份来布拉格之前通知您。请您将我留在亲切的回忆中，并向您的太太转达我衷心的问候，很可能有一次我无意中给她带来了伤害。在您有机会的时候，请您把弗兰茨那里的我的信件付之一炬，我放心地把它们交给您，说来当然并不重要。他的手稿和日记（完完全全不是为我写的，而是产生于他认识我之前，大约是十五大本）在我这里，假如您需要，便归您处置。这是他的愿望，他曾请求我除了您以外不给任何人看，给您看也必须在他死后。也许您已经见过一部分了。
我最衷心地祝愿您，并保留着最友好的感情。
您的密伦娜波拉克
亲爱的博士先生：
我不能前往布拉格，把手稿交给您，尽管我很愿意这么做。我也没有找到任何可以放心托带的人，我更不敢通过邮局寄上这些本子。我将考虑把布拉格之行推迟到十月，但愿您届时已经回来，我便能把一切亲手交给您。我也请求您把我的信从卡夫卡家里取出，这样对我来说您将是做了一件大好事。我不想自己去请求他们，我与他的亲属的关系从来就不好。
我非常地感谢您，10月1日以后在布拉格再见！如果您那时也不能在布拉格，请您写信到维也纳来，告诉我您何时从意大利回来。
致真诚的问候！
密伦娜波拉克
此后我还经常与密伦娜谈过话，并接收了卡夫卡的手稿。
从我几年前才得知的一桩事实中可以看出，在观察卡夫卡时绝不能使用过于简单化的心理学。现将这件事报道如下。
1948年春，当时居住在耶路撒冷的音乐家沃尔夫冈绍肯写信对我说，有人曾经向他透露，卡夫卡曾经有过一个儿子。作为证据，他向我出示了一个叫m.m.的女士的信（格蕾特布洛赫；关于给她的信参见绝望和拯救），他（报告者）与她是好朋友。这位女士那时已经辞世，那孩子在此二十多年前已经死去。事情最可悲之处在于，卡夫卡从来不知道有过这么一个孩子——他不到七岁就死了，还在卡夫卡去世之前。孩子的母亲是个自尊心很强的、精神上和物质上都独立的女士，她出于敏感很容易闭锁心扉。也许她心里有顾虑，不愿向卡夫卡透露这个消息，因为随着这短暂的关系而来的是长时间的、最终的疏远。我略略认识m.m.夫人，但对她与卡夫卡之间的友谊一无所知。根据弗兰茨对我的叙述，我把他们间的这种关系视为断断续续地出现仇视的关系。在弗兰茨的日记中可找到指着同一个认识方向的暗示。不管怎么说，m.m.是个著名的、卓有成绩的、意志非常坚定、极其聪明的人，对生活有着远大的目光。假如卡夫卡得知，他成了一个儿子的父亲，这会给他的发展带来多么巨大的裨益，其影响简直不可估量。他内心最盼望的莫过于获得孩子；他最怀疑的也莫过于自己生儿育女的能力。每个他的著作的行家都知道那些相关的段落，卡夫卡在那些段落中表达了坐在孩子的摇篮边的渴望。实现这个渴望对于他的意义超过了其本身，也许能从最高层次向他证明自身的价值，因此也许具有决定性意义，他会感到自己身价培增；他始终将缺少后代视为一种特殊的、宣布将他逐入地狱的判决。如果卡夫卡把这个孩子收养过来，孩子也许不一定会死；也许重新觉醒的自信心能够拯救卡夫卡自己的生命，也许他今天就坐在我旁边，使我不必对着虚无命笔。“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至少得承认，这里的生活谱写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与卡夫卡著作中一切复杂的冒险性的残酷和讥讽的苦涩特征是那样惊人地相似。
m.m.夫人在布拉格瞻仰了卡夫卡的墓。她那时在布拉格又见到了给我提供消息的人，1940年4月zi日，她从佛罗伦萨写了封信寄到以色列给他，我从中摘取关键性的几行。“你是当时在布拉格看到我处于莫大的困境中的第一个人，我为那时刚刚预感到的恐惧而忧心忡忡。你在你朋友们杂乱的房间中的音乐演奏。在这个神奇的城市中（我对它的爱超出您的想象）短时间的散步，这些在那时也都还能帮助我克服恐惧心理。我去瞻仰了那个对我来说意义极其重大的男人的墓，他死于1924年，他的高超艺术至今仍为人称颂。他是我的男孩的父亲，这孩子快七岁时突然在慕尼黑死去。远离我和他，而我与他在战争年代就不得不分手了，以后再也没见过——一直到几小时前——因为他在他的家乡，在远离我们的地方死于一种致命的疾病。我从来不提此事。我相信这是我第一次说到这事。我家里人和我的朋友们从不知道，除了我后来的上司以外。他因此而对我很好，很规矩。所以当他1936年去世时，我也失去了很多东西，失去了一切。想到他们不必再受时间的折磨，我心情平静，感到幸福。”m.m.夫人在好多年中一直是以这么一种独特的方式谈论卡夫卡和卡夫卡的作品的，以致我的消息提供者断定信中这一段所指只能是卡夫卡，绝不会是其他人。此后意大利很快就介入了战争，m.m。同我的消息提供人之间的通信不得不中断。那次重访布拉格已经是在德国纳粹夺权的阴影下进行的了。m.m.当时的住地是柏林，她有理由谈到折磨着她的预感性的恐惧。她逃往瑞士去以色列，最后到了意大利。我的消息提供人得到的最后一次关于她的消息来自不列颠红十字会，落款日期1945年5月16日，报道的是：“m.m.夫人被德国人于1944年5月从s.多那托迪科米诺和弗洛希农带走，同其他生活在这个区的犹太人关在一起。我们深感遗憾，当前我们一点都帮不上忙。”进一步的了解表明，m.m.被一个德国士兵用枪托打死了。我检验了消息提供人告诉我的所有线索。这些线索将我引向佛罗伦萨的好几个人，他们住在圣吉尔吉奥和简宁利奇奥里膳宿公寓。找到m.m.遗物的机会十分微弱，那里也有许多卡夫卡的信。居住在弗罗伦萨的作家马克斯克莱尔帮助我寻找。但是没有下落。有可能卡夫卡的这些信今天保存在一个叫e.pr.的先生那儿，是这位先生帮助m.m移居智利的（借此机会顺便说一下，卡夫卡写给那个同他两次订婚的“柏林女人”的书信至今仍在期待着与读者见面）。无法知道卡夫卡的儿子名字叫什么，他曾生活在什么情况下，死于什么情况下。没有什么东西像卡夫卡唯一的儿子这样，逝去之后在历史领域内留下的踪迹是这样的少。
卡夫卡的世界声誉并没有使人们能够理解他。围绕着卡夫卡已经出现了一个神话气氛，抹杀了他的人品的真实特征。比如一家瑞士刊物为努力使一般读者对卡夫卡“感兴趣”竟信口开河说了些最为荒诞不经的故事。如，在他的慕尼黑朗诵会上，有三位女士晕厥过去，被抬出大厅，由于卡夫卡所读的恐怖场面的描写是那么骇人。还有，有两个女人在他尚未掩埋的墓旁爆发了一场争论，两人都声称是他的妻子。——所有这些纯属子虚乌有。关于慕尼黑朗诵会卡夫卡向我详细介绍过。如果发生过那样轰动的事件，他一定会提到的；因为按照他的性格，一切有可能被利用来反对他的事情，使他心情受压抑的事情，他都要特别地强调如果那时真的在慕尼黑发生过类似的事情，那么卡夫卡在布拉格火车站（我去接他）就会对我说：“你看看，马克斯，我是个多少低劣的作者，我不能为人们做点好事，却给他们带来伤害。三个昏过去——这是我可悲的成就。”我敢断定，他会怀着对自己的夸耀性的幸灾乐祸大体上说这么几句话的。关于他的葬礼，那时我自己负有伤感的义务：扶着他的生活伴侣行走；我可以证明，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只有在最遥远最不着边际的地方才会产生这样的谣言。
关于卡夫卡遗留的文学作品的故事我在每本书的后记中（尤其在诉讼的后记中），此外还在我的作为指路人的弗兰茨卡夫卡一书中作了详尽的记述。卡夫卡自己发表的所有作品都收集在第一册短篇小说集中；此外只有那篇幅短小、引人入胜的散文小品铁桶骑上也是在卡夫卡生前付印过的，刊登在报纸布拉格新闻上；再就是1909年刊登在波希米亚上的在布雷齐亚观飞记。严格地说，这两篇散文也应该归入第一集。在其它所有集子中材料都是卡夫卡遗留下来的。在有关的后记中我对我的助手汉斯约阿希姆雪普斯.海因茨波利策和艾斯特霍弗的合作表示了谢意；只有感谢不能得到足够的重复。
关于我的出版工作方法，我在那些后记中也谈了一些。这方面有关的补充可参见我除这本传记外发表的关于卡夫卡的另外两本书：1.弗兰茨卡夫卡的信仰和学说（卡夫卡和托尔斯泰），附有菲利克斯威尔奇的弗兰茨卡夫卡的宗教幽墨，蒙迪阿尔出版社，温特图尔和库尔特德施出版社，慕尼黑（见221页及其后）；2.作为弓i路人的弗兰茨卡夫卡，楚迪出版社，圣加仑。关于如何准确无误地出版卡夫卡著作的讨论是不着边际的。说穿了只有原文手迹的照片才能保证十分的把握和天衣无缝。其他任何一种出版方式都必须有所选择。原则上应该区分，一个作者是否已经指定发表某个作品，是否他没有指定发表它，或者是否（这也是第三种可能）他明确指定过不得发表。在最后一种情况下，他对那种不完美的、悬而未决的、充满矛盾的作品所抱无所谓态度要比对第二种情况的态度鲜明得多。可惜卡夫卡那儿就是这种情况。可是我知道（因为我经常被他找去当参谋），卡夫卡是如何缜密地对他自己交付出版的书精雕细琢，他是怎样一个劲地打开格林词典查找的，他是怎样为一个破折号是用还是不用同我和其他人讨论的，等等。所以，让疏忽、明显的语言错误、受捷克句法影响了德文风格的“布拉格德语”及类似的东西原封不动，是违背我的良心的。因为我知道，卡夫卡在最终出版前是一定会把这些疏忽大意之处消除掉的。我相信自己通过与我的朋友长期的共同生活对他的意图和语感了如指掌，有把握改掉这类违背他本心的错处。有所改动的只是个别地方，而且仅仅是作者没有修改过初稿中毫无疑问不正确的地方。我举个例子；卡夫卡在手稿中常用布拉格德语的“paar”表达“einpaar”的意思——比如他说：“nachpaar块hrltten”向不是说“nachelnpaarschritt。n”然而在他自己把手稿修改付印时，他总是把这个错误改掉的。在卡夫卡自己发表的作品中找不到它的踪影。所以我认为自己有义务在他的遗稿中碰到这种情况时以我的手代替已不在的他的手来整顿一下。此外，我发表了许多不同的写法，在一个附录中甚至发表了被他画掉的段落，这些往往能帮助人们弄明白卡夫卡描述的意图。也许未来的人们在准确性和详细性上还会超过我；这是没有界限的，影印版除外。
在刚才提到的我的另外两本书的第一本中（弗兰茨卡夫卡的信仰和学说）还有关于卡夫卡伟大的绘画艺术的阐述；人们至今慨无例外地仅仅视之为稀奇古怪的东西。这种看法是会改变的。我打算把我收集的卡夫卡的画（他自己多半是往废纸篓中扔的）作为专题著作出版。此外，我那两本上面提及的书是对卡夫卡进行阐释的，但也还有一些传记材料掺在其中。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我的长篇小说斯蒂凡罗特（1931年）以及以下这些发表的文章中：关于卡夫卡（城堡）的诠释（新苏黎世报1951年io月2o日，此外还发表在艾卡特上）、对一个叫弗兰茨卡夫卡的玩偶之谋杀（对一个错误的解释的争辩，及第二次争辩，发表在新瑞士评论二月号与五月号上）、我的著述此岸与彼岸（1946年）第一册中的漫谈基克加德、海德格尔、卡夫卡。作家卡夫卡和他的叙述艺术和至今仍鲜为人知的诗歌的独特之优点是我的阐述的不言而喻的前提，完全不必特别予以强调。我对他的诗歌的爱也表现在我将他的两首诗谱写成歌曲（钢琴伴奏或乐队伴奏皆可）这件事上。在我那两本书中，一方面指出他心灵的发展（与对他的形象的静态理解相反），另一方面将他的格言（这些格言突出的是人的心中“不可摧毁之物”是信念和对上帝的积极的信赖）与他的叙述作（其作品则为一切怀疑和不安敞开大门）分离开来，我通过这两点来阐释他的世界观。在小说中卡夫卡展示了人们是如何困惑，如何迷失了道路，在格言中这条道路自己显示出来，宣布摆脱困惑的前景。自然，人们不应该也不能够将卡夫卡这两种世界观机械地分离开来。格言中也有许多例子表明人由于痛苦和不知所措而喘不上气来；另一方面，在长篇小说中也有穿透黑暗看见希望的目光，并非仅仅是无望的观点。卡夫卡永远是完整的卡夫卡；如果人们这么说了，再说一遍，再予以强调，那么人们最终在“格言中的卡夫卡”身上看。到的更强烈的还是他的启示性的、助人的品质；而在叙述的想象力中的卡夫卡身上看到的则主要还是混乱的、自我烦恼和危机的展现。一个灵魂的两个方面是共于一体。问题必然会提出，一个方面或另一个方面的突出造成的有层次顺序的区别之原因何在？大体上可以这么考虑：在小说中，也包括在书信和日记中，卡夫卡信步走去，听其自然，毫无拘束地把自己托付给天使和魔鬼；而他在沉思的水晶体中（在格言中和一些书信里）则实行自我督检，进行人的自制，试图使自己有所归属，为了一个思想中的或现实中的周围世界的缘故而提高自己，力求取得成(46)果。这里有着决定性的因素——针对命运之错综复杂的：人的意志自由；针对罚入地狱的：仁慈；针对绝望的：结束“亚历山大战役”代之以和平时期的要求，对致密伦娜的信中由那些力量从深处呼喊的宣言的希望：“尽管如此，你们这些沉默、被推动着的、前进着的、心中充满直至狂野的信赖的人们，尽管如此，我们不会扔下你们不管，即使在你们最愚蠢时也不会，而且尤其在这种情况下不会抛弃你们。”穿过卡夫卡混乱、虚无的世界，轻轻地，但不容置疑地响着对人类这一造物的爱的声音，那种上帝的“力量”（是这么预告的）“尽管如此”不会抛弃这些造物，还为他们祝福。